在日本近代文論諸流派中，浪漫主義文論的構成成分是最為復雜的。粗略劃分起來，既有個人的浪漫主義，也有社會的浪漫主義；既有日本主義國家主義的浪漫主義，也有世界主義的浪漫主義。其中，森鷗外的浪漫主義受哈特曼等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美學的影響，偏向于觀念與思辨；北村透谷的浪漫主義文論受美國愛默生的超驗主義的影響，主張文學與現(xiàn)實人生無涉，偏向于個體對現(xiàn)實的超越?？梢哉f，森鷗外、北村透谷所主張的是“個人的浪漫主義”。而內(nèi)村鑒三、與謝野寬、田岡嶺云、德富蘆花、高山樗牛等人，則強調(diào)文學的社會價值與社會作用，主張文學的社會干預性，這與19世紀歐洲的浪漫主義者拜倫、雪萊、雨果等人的理論與實踐更為接近，屬于“社會的浪漫主義”。例如田岡嶺云在《小說與社會丑惡》和《下層小民與文士》（均1895）等文章中，呼吁作家：“懷著遠大的理想寫實吧!以火一般的同情去暴露吧！”在“寫實”這一點上似乎與寫實主義描寫人情世態(tài)的主張有相通之處，但田岡嶺云反對寫實主義的客觀寫實，他在《寫實主義的根本謬誤》（1902）一文中，認為以 19世紀為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是“唯物”的文明，過于物質(zhì)、過于歸納、過于經(jīng)驗、過于客觀、過于智巧、過于功利、過于非自然、過于理性，這一切文藝上的表現(xiàn)就是寫實主義；寫實主義文學偏重客觀、藐視主觀、無視作家的理想，今后的文學應該“擁有更高的理想主義和理想的寫實主義”。德富蘆花在《我為什么要寫小說》（1902）一文中，認為小說家是尊貴的職業(yè)，因此要有自己的信條和精神，要忠實地表達出自我及自己所見，不要忌憚，不要屈從，強調(diào)了近代作家的人格追求與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