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類的悲劇，是人們一眼能看清來龍去脈、前因后果的，都有杜絕、根治的方法，就“形而下”了，讀者除過感嘆外，再無其他玩味余地。

在比較錯綜紛雜的形式面前，內(nèi)容上的緊實，把形式脹得滿滿的，這形式便隨之小了下來。

莫言多數(shù)長篇小說的特色，情形都差不多。

一些短篇，也存在類似的缺憾。后來他較受眾人贊許的《拇指銬》，情節(jié)安排就令人難以置信：通篇寫一個極其貧困的孩子，給母親買藥，路上被一個男人莫名其妙地喊住，兩只大拇指被這個說“神經(jīng)”不是“神經(jīng)”的大人，銬到樹上后，不再過問。路過許多人，有人甚至過來問話，所有人最后都是毫無憐惜之心，孩子就在這樣的境況下，如何掙扎、瘋狂、絕望，最后倒伏在地，夢見自己投進(jìn)正孤身生病在床的母親懷抱的故事，想說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殘忍，在即使溝通、沒有誤會的狀況下也能絕情而漠然，專干缺德事，叫人發(fā)狂發(fā)瘋。

假如在荒郊野外，假如母親不臥病床，假如無人過問，假如不是在人口稠密、鄉(xiāng)情簡樸的中國社會，發(fā)生這一切都很好理解，孩子的體驗確實很獨特，但并非如此，這些大人的行為也就太異常，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難免會問：這事發(fā)生在中國？同情心呢？一個不同情也還罷了，個個不同情，誰能理解？那孩子慘兮兮的，快要死掉的樣子，他母親等著他的藥救命，銬在這么一個不算偏僻的路邊，任誰見了也會先救人再說，何以不救呢？孩子為何不喊不說，告訴自己和家中情況，求人救命呢？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再怎么變異，也不到這樣。即使發(fā)生在中國城市，也很難一見。這哪里是社會？分明是監(jiān)獄。把監(jiān)獄中的體驗，加在一個孩子身上，加在一個自由人身上，說不通。

因此，這部小說里的人物，不夠真實。核心情節(jié)的設(shè)計，難以立住。沖突和悲劇的力量，隨之降低了不少。后來如何寫，已不重要。

另一方面，莫言這個帶了“生命的血氣與蒸氣”的“赤裸裸的生命”，以為“只有性的覺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呼喚“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幟和火炬”，這人類種姓退化、生命委頓、血液凝滯的一“種”，才能起死回生，這種想法不可謂不片面、簡單。

具體到《紅高粱》，戴鳳蓮在余占鰲殺死了自己公公和丈夫單家父子之后，良心上沒有任何反映，她本就是期待的、慶幸的，那個殺人者做了她的床上客，占了單家的財產(chǎn)，兩個人都是肆無忌憚。傳統(tǒng)的道德、倫理，心里的畏懼、不安，在他們身上毫無體現(xiàn)，這就缺乏人性和歷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