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學校里有的科目還是讓賈樟柯頗為失望，他記得，“他上‘電影分析’課，看《黃河謠》他就分析這男主人公叫‘當歸’，女主人公叫‘紅花’，當歸和紅花是兩副藥，這電影妙就在這個名字上，當歸是治女人的藥，紅花是治男人的藥（笑）。把我聽的！我說這他媽叫電影巫學（笑），要這么搞電影就太累了吧。當然進電影學院對我來說，是能看很多電影吧，這個是最重要的。還有一個是圖書館有很多臺版的電影書，現(xiàn)在‘三聯(lián)’可能在賣了，可當時那是如獲至寶呀！你想，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很多國內(nèi)看不到的資料，因為外語不好也不可能看外文的，我每天下午就去看這些臺版書，看遍了，我覺得它是我的老師（笑）。我們國內(nèi)電影出版的書純理論的特別多，比如說電影語言呀，什么是電影，什么紀錄本質(zhì)，電影史，但是說第一手導演的那種資料，導演他為什么要拍這個電影，為什么要這么拍，這種書出的特別少。看這些導演自己談自己的書籍，其實讓我找到一個怎樣進人電影世界的這樣一個人口。當時我看侯孝賢《悲情城市》那本書，覺得啊，特別開竅！覺得電影這種形式并不是特別神秘的一個東西。比如侯孝賢就談他怎么樣找他的方法的，他的編劇給他推薦說應(yīng)該看看沈從文自傳，他就去看，看后他就被沈從文那種平靜的、包容的東西給震驚了，他說在那樣一個紛亂的年代里沈從文能夠很平靜包容地看待世間的萬物，侯孝賢他開始找到他的電影的態(tài)度和視點，而我，從這兒才發(fā)現(xiàn)從感受感情出發(fā)來尋找電影的方法，而不是從一個概念、一個太理論的東西出發(fā)?！彼再Z樟柯立志要拍一部電影！他要創(chuàng)新！

賈樟柯讀大學的時候正好是北京電影學院培養(yǎng)出來的第五代導演最活躍的時候。他入學之前張藝謀剛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接著《活著》也快完成了。一九九三年那年正好是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在國際上獲得巨大成功。那時整個學校彌漫了一種清新的氣息，讓學生很有自信。

賈樟柯認為，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收獲就是到了電影學院他才看到真正的電影。但學校本身提供給他們的東西，還是不多，因為他覺得大多數(shù)教授還是很保守。他說：“因為電影在中國一直是受到審查控制的。舉個簡單例子，93年的時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國電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  Godfather，1972）或《現(xiàn)代啟示錄》（1979），如果你不是導演，不是電影系學生，根本沒辦法看到這樣的電影。所以我到了電影學院最大的收獲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書里看到的電影，真的能在銀幕上看到。在電影學院每星期有兩個晚上可以看電影，星期二是中國電影，星期三是外國電影。所以在這四年里，我覺得我自己真正進入了電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