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間的合伙關系

在第一章余下的內容中，我想就現代的代議制政府及其問題進行討論。首先要提出一個常規(guī)性假設，即代表被統(tǒng)治階級的政府總要優(yōu)于不代表他們的政府。正如印度裔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述，這不僅是因為民主本身就具備優(yōu)越性，而且還因為代議制政府與專權的政府比較，前者可以更好地對民眾不斷變化的喜好做出反應，因此與專權政府統(tǒng)治者不同，會少犯嚴重的錯誤。如今，有人對西方民主詬病頗多，越來越對西方民主心生絕望，甚至向往中國模式。就是這樣的體制造就了中國的經濟特區(qū)，也締造了獨生子女政策——前者是巨大的成功，而后者也許將是十足的災難，為此付出的代價將不可估量。

一些批評意見也明確指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種種不足。其中最明顯的表象便是在過去幾十年間積累下的龐大債務，并且（與以往不同）無法將這些債務主要歸咎于戰(zhàn)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表明，希臘的政府債務總額在2012年將達到GDP的153%，意大利的這一數字是123%，愛爾蘭是113%，葡萄牙是112%，美國是107%，英國則將近88%。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作為首個采用西方制度的東方國家，它將以占GDP 236%的高額債務居于世界首位，這比它20年前的債務水平要高出3倍還多。更令人震驚的是債務與政府收入比，畢竟利息和債券償還必須從后者而來（見圖1.2）。

現在人們討論這些債務危機只是從債務本身出發(fā)，得出的結論也毫無建樹，無外乎是采取“緊縮”還是“刺激”政策而已。在我看來，債務危機其實是更為嚴重的制度問題所導致的結果。

問題的核心是，公共債務使得當代選民的生活是建立在犧牲無投票權的年輕人和未出生之人的利益這一基礎之上。在政府債務方面常引用的數據極具誤導性，因為這其中僅僅將以債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債務包括在內，這些債券數量的激增，毋庸置疑將會導致現在和未來的就業(yè)者為此支付更多的資金，因為即便這些最大的主權債務國可以一直享受當前的低利率，應對這些債務的資金總量勢必還會不斷增加。但是以債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債務并未包括更大數量的社會福利計劃的無資金準備的債務狀況，例如，醫(yī)療保險、醫(yī)療補助、社會保障這類美國最大的福利項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