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了這么多年的研究，其中最令我擔憂的一點就是：現金出現得越少，人類的道德就會越敗壞。如果說代幣條件下參與者的欺騙程度增加得如此多，那想象一下當我們的社會現金出現得越來越少時，又會發(fā)生什么呢？從道德角度來看，盜用他人的信用卡是否會比從別人的錢包里偷走現金更輕松呢？當然，電子貨幣（例如提款卡和信用卡）有許多優(yōu)點，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會將我們與現金之間的距離拉遠。如果代幣條件能使人們擺脫道德枷鎖的束縛，那當越來越多的銀行交易都在網上完成時，又會發(fā)生什么呢？當金融產品變得越來越虛無，越來越難與金錢聯系在一起的時候（例如股票期權、金融衍生品和信用違約掉期），我們的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又會發(fā)生怎樣的改變呢？

欺騙客戶的行為在公司中普遍存在

作為科學家，我們盡量仔細地記錄、測量和檢測“代幣”這個條件所帶來的影響。但我懷疑，許多公司早就明白了這個原理且已經對此加以利用了。看看下面這封信吧，這是一個年輕的顧問寫給我的：

親愛的艾瑞里博士:

幾年前我在一所名校獲得了經濟學學士學位，之后一直在一家經濟咨詢公司工作，該公司為法律事務所提供服務。

我決定與你聯系的原因在于，我一直在關注并且切身感受到一種狀況—經濟顧問常對其工作時間言過其實，這一現象已得到證實。說得委婉點，這個現象就是欺騙。公司的激勵機制“鼓舞”著從最資深的分析師到最初級的分析師，整個咨詢顧問團隊的激勵機制都在促使欺騙行為的發(fā)生：沒有人會去核對我們每單賺到了多少錢；對于賺多少錢是可以接受的，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規(guī)范；如果我們賺到的錢在所有分析師中是最低的，我們就最有可能被解雇。這些因素為猖獗的欺騙行為提供了完美的環(huán)境。

那些律師能從我們的工時費中獲取很大一部分利潤，所以，他們并不介意我們將案子拖得久一些。雖然律師為了避免惹惱顧客，也會降低成本，但我們提供的許多分析是難以評估的。律師知道這一點，似乎也在利用這一點。實際上，我們是在代表他們欺騙顧客；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保住工作，而他們也能從中獲取額外的利益。

下面是說明我們公司里欺騙是怎樣發(fā)生的一些具體事例：

截止日期快要到了，我們都在加班加點。預算似乎并不是問題，當我問自己每天可以賺到多少錢時，我的老板（一位中層項目經理）告訴我，用我待在辦公室的所有小時數減去2個小時就是我的計費工時。其中，1個小時是吃午飯的時間，另外1個小時是吃晚飯的時間。我說在別人接手我的工作時，我也休息了。她說，那些時間有利于大腦健康休息，而休息有助于辦事效率的提高。

我的辦公室里的一位好朋友堅決拒絕多付的工時費，因此，他的整體收費率比別人平均少了20%。我非常欽佩他的誠實，但當公司裁員時，他是第一個被解雇的。這個消息向我們其他人傳達了什么信息呢？

某人將他為某個項目等待郵件的時間都算成工時，無論他是否接到任務。他說，他這是在“待命”。

還有一個人通常在家中工作，看起來工時也挺長。但當他坐在辦公室里時，似乎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我無疑也這么做了，但看清了這個問題后，我很想去修正它。你有什么建議嗎？如果你處在我的位置又將怎么做呢？

喬納

不幸的是，喬納留意到的這個問題非常普遍，是我們反思自身道德水平造成的直接結果。我們還可以換一種思維方式來思考該問題：一天早上，我發(fā)現有人打破了我的車窗，偷走了我的便攜式全球定位導航儀。當然，我非常惱怒，但考慮到這個導航儀的經濟價值對我未來財務狀況的影響，我認為這次偷盜事件影響甚微。另外，相較于多年以來我的律師、股票經紀人、共同基金經理、保險代理人等通過少量地多收費、增加隱性費用等方法可能從我（以及我們所有人）身上榨取的利益，導航儀被偷的損失也就不值一提了。這種多收費的單次行為不會對我的財務狀況有多大的影響，但將所有這些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相加的話，就夠買幾臺導航儀了。同時，我認為那些虛報工時的白領不會像偷走我的導航儀的人那樣認為自己犯了罪，他們依然會將自己視作道德高尚的人，因為他們所作所為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且最主要的是，這離直接從我的口袋里拿錢還遠著呢。

值得慶幸的是，若我們明白“離直接詐騙金錢還有一步或幾步之遙時，我們的欺騙程度會增加”這一理論，我們就能試著弄清自身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將會對他人產生的影響，同時，我們可以努力縮短我們的行為與金錢之間的距離。通過這些步驟，我們就會對自身行為的影響有更為深刻的認識，有了這些認識，誠實度就會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