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北影的一間小平房里開了論證會。與會者一致認為它是部好小說，同時也一致認為它不適合改編電影。因為沒有故事，沒有人物，沒有情節(jié)。專家們散去，小馮和小劉蹲在小屋外的樹蔭下，小劉問小馮：這事還做不做？我說：做。小劉說：人們習慣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意義就不同了。小劉又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聰明人，一種是笨人。聰明的人寫劇本知道找捷徑，怕繞遠怕做無用功，善于在賓館里侃故事，刮頭腦風暴；笨的人寫劇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無用功，卻能夠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對小劉說：我們肯定不是聰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來的三個月，小馮和小劉攜小陸、老韻、益民還有孫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陜西、山西，又赴重慶、開羅，行程萬里。在路上，我們見到老東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見到了東家的女兒星星，趕大車的長工栓柱；見到了八歲的留保和五歲的鈴鐺；見到了伙夫老馬；見到了意大利傳教士托馬斯?梅甘，他的中國徒弟安西滿；也見到了委員長和那位讓委員長頭疼的《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見到了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焦裕祿式的好干部——李培基；見到了寒風中蓬頭垢面的災民，背井離鄉(xiāng)一路向西的逃荒隊伍；見到了他們悲慘的命運；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見到了我們這個民族面對災難時的幽默。

半年后，震云捧著熱騰騰帶著油墨香味的劇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話給翹首以待的我們讀了整整一個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軍拍板，干！

劇本送去立項，不日被駁回。理由是：調子太灰，災民丑陋，反映人性惡，消極。

散了散了，下馬，該干嗎干嗎去吧。

時間來到2004年，中國電影市場開始呈現繁榮景象。這一年我拍了《天下無賊》，和周星馳的《功夫》雙雙賀歲，都破億，平分秋色。慶功之余，舊事重提，拍《溫故》的心又死灰復燃，《溫故》這蓬野草雪藏多年又見天日。這次華誼把預算提高到八千萬，準備先斬后奏，奉子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