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更多的人將試圖涉足投資管理的領域。圈子里的人越來越多，投資收益隨之變得越來越令人失望。然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投資者越來越不愿意向投資經理支付高額薪酬，這個泡沫最終也要破滅，薪酬下跌的趨勢甚至會超越其應有的程度。

投資經理薪酬泡沫的形成過程與市場泡沫的形成幾乎是同步的，原因在于給投資經理提供資金的投資者經常會混淆概念，將原本單純受市場波動影響的收益率波動看作投資經理的能力反映。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由于全球范圍內股票市場表現(xiàn)良好，我們就親眼見證了投資經理薪酬泡沫的形成。這種泡沫引發(fā)了民眾強烈的不滿，要求限制投資經理薪酬的呼聲不斷，公司高管的限薪要求也伴隨而來。

不過或許已經沒有必要讓政府強制限定投資經理的薪酬上限，因為導致其下行的市場力量已經全部就位。如果我們在將來一段時間看到投資經理的薪酬下調，那么或許整個領域的從業(yè)者的苦日子也就不遠了。任何一個想要加入這個行業(yè)的人都應該把這些現(xiàn)象納入自己考慮的范圍。

約翰·C·伯格是先鋒基金的創(chuàng)始人，在他的著作《夠了！金錢、生意和生活的標尺》（Enough! True Measure of Money, Business, And Life）一書中，他悲嘆，金融圈里很多人都錯誤地認為社會會給自己帶來不可思議的利潤，他們因此采取了許多揠苗助長的行動。他的觀察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實際的，但是金融圈到底“榨取”了多少社會利益是很難衡量的，正如伯格自己承認的那樣：“我還沒有見過哪一項學術研究系統(tǒng)性地加總金融業(yè)從投資者賺取的回報中抽走的附加值。”

同樣難以衡量的還有金融業(yè)在改善社會資源配置方面所做的貢獻，以及激勵商業(yè)取得成功方面所做的努力。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衡量，美國和瑞士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兩個國家，也是兩個金融業(yè)最發(fā)達的國家。羅斯·萊文將這種對比提升到了一個更高、更有系統(tǒng)性意義的水平上，而且對比了不止這兩個國家。但是我們仍然很難說清這里面的因果關系，是因為發(fā)達的金融市場帶來了國家的整體繁榮，還是因為國家的全面成功才促成了金融的進一步發(fā)展？

最實在的問題是我們很難說清，如果金融業(yè)不存在的話，社會將發(fā)生怎樣的變化？我們可以計算得出從事金融的人到底獲取了多少收入，他們的薪酬總量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也都記錄在案。但是這些人帶來的福利總量，扣除他們的薪酬成本之后，也是無法計算的。這種福利的存在形式不以投資者的決策為轉移，其表現(xiàn)為通過投資管理使得市場更具效率，同時引導資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