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男生跟我要電話號碼，我在鐳射燈里瞇起眼睛，意味深長地問他：“你真的會打給我嗎？”

我手里夾著煙，跟異性朋友緊緊地抱在一起貼面跳舞，我絲毫不擔心他會對我有不軌的企圖，因為他喜歡的是男生。

我賣弄風情，像一個孩子拙劣地模仿舊海報上的明星。

那時候我太年輕，剛剛領略到自由的滋味，不懂得當時任性的揮霍其實都是有代價的，我虧欠未來的自己，歲月給我記著賬，來年都要一點一點地慢慢還。

大一那年的冬天，我跟當時喜歡的男生吵了一架，一怒之下傾盡所有買了一張去杭州的硬座票。

十二月的晚上，我穿著劣質的白色毛衣，凍得瑟瑟發(fā)抖。夜越深溫度越低，我不得不把臟兮兮的窗簾拉過來裹在身上御寒，能有什么作用呢？

長達十幾個小時的車程，我冷得睡不著，卻又無聊得發(fā)瘋，那時候我沒有任何數(shù)碼產(chǎn)品，只有一部破得僅僅能打電話發(fā)短信的手機，我甚至匆忙得沒有帶一本可以閱讀的書。

那是一次很不愉快的出行經(jīng)驗，當我回憶起來的時候，除了記得當時自己斬釘截鐵地發(fā)誓以后一定要努力賺錢，無論去哪里都坐飛機這個雄心壯志之外，別的什么感受都沒了。

這件事的后遺癥是導致我在很長的時間里，聽到從某地到某地要坐八個小時以上的車，就會有一種“這輩子都不要去那里”的想法。

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認，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確是只井底之蛙。

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的后遺癥被每天至少八小時的坐車經(jīng)歷治愈了。

在和田買去烏魯木齊的汽車票時，S先生輕描淡寫的一句“差不多二十六個小時吧”把我嚇傻了，我像是沒聽懂這句話似的，不死心地追問一遍：“多少？！”

二十六個小時，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熬得過去。

在和田汽車站旁邊的賓館里，我憂愁地吃著清甜的葡萄，看著S先生的背影，拼命地安慰自己說，沒事，他還在這里，你們還在一起，不要怕。

那天我很早起來去離車站有點兒遠的新華書店買了四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小說，我算一算覺得撐十多個小時應該沒什么問題了，剩下的時間就睡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