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于，“非如此不可”的行為方針具有不容例外的道德強制性力量。如何將這種“非如此不可”的道德強制性力量轉化為個人的“自愿性”道德行為動機？一般說來，道德規(guī)范所內含的價值要求越高，其道義力量便愈強，所以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輕易地成為道德英雄或道德圣徒的。然則，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道德規(guī)范之道義力量的強弱，并不只取決于它所內含的價值目標高度，同樣也取決于它所包容的道義要求的普遍性程度。最起碼的底線倫理規(guī)范既是一種最為普遍的社會道義要求，也就同樣有著強大的道義力量。最平常的也是最難做到的。毛澤東主席說過，一個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說的也是這個意思。道德意義上的好事并不一定是驚天動地的道德壯舉，更多的是指日常行為的正當合理，正由于此，把一種諸如正義這樣的絕對無條件性社會道義要求內化為每個人自愿性的正義行為動機，就絕非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也正是因此之故，慈繼偉在慎重估價了正義的道德行成之后，嚴肅地指出了社會正義局面的脆弱性。

不過，慈君似乎有意劍走偏鋒：他在探討正義之兩面性時，將主要心思和筆墨都貫注于正義的主觀內在因素或個體正義行為動機的有條件性方面。但按照他的“兩面性”解釋言路，似乎也應該對正義的另一面--即：正義的客觀條件（環(huán)境）或社會制度正義的無條件性方面--給予同等的（至少也應是與其主題研究的要求相匹配的）關注。比如說，社會正義制度的絕對無條件性道義要求是如何合法產(chǎn)生的？又如何發(fā)揮并保持其無條件性的道義規(guī)范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從社會制度倫理的視角來看，社會制度本身的正義與公正運作與作為社會公共權力代理者的官僚管理階層的正義品德往往是直接相關的。與普通公民的正義德行相比，他們的正義德行對于維持社會的正義局面、防止和消除社會非正義的例外，有著更為重大的影響。就此而言，他們既具有社會公民的身份，因此他們應承擔他們作為社會公民的正義倫理義務；又具有社會公共權力管理者的身份，因此他們還應承擔一份額外的--相對于社會公民而言--正義之政治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