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派底哲學家，對于自然，似乎是過于樂觀。所謂自然底調和，事實上是沒有底，即有亦不能如是底完全。不過，自然的缺陷，人力的安排，可以彌補之。另一派底哲學家以為，所謂“分工合作”，“相反相成”的調和，是在社會中始有底。在只有人而尚未有社會組織的時候，人都無限制地各為其私。人人無限制地各為其私的結果，是普遍底爭奪混亂。在普遍底爭奪混亂中，人是不能生存底。幸而人雖不是生來都有道德，但卻生來都有理智，他們知道在爭奪混亂中，人不能生存。他們知道，人若都無限制底為其私，其結果，至都不能為其私。他們遂共同立了一種“社約”，約定大家對于其為私，都不能超過一個界限。大家又共同制定一種規(guī)則，以規(guī)定這個界限。大家又公共組織了一種機關，以推行這種規(guī)則。墨子荀子以及西洋如霍布士一派底哲學家，對于國家社會，以及法律、道德的起源，都持這一種說法。上所說底“界限”，即荀子所謂“分”。上所說底規(guī)則，即法律以及道德上底規(guī)則。上所說底組織，即國家社會。照這一種說法，國家社會，以及法律道德，都是人生的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對于人都是一種必要底惡。人雖不愿有之，但為維持其生存，人又不能不有之。有社會的組織中，人各為其私，但亦有“分工合作”“相反相成”的調和。不過這種調和，不是人自然有底，而是人力創(chuàng)造底。

上所說前一派底哲學家，以為人與人之間，有自然底調和。人各為其私，順其自然，不但不互相沖突，而且可以互相成全。后一派底哲學家，則不以為有此種自然底調和，人各為其私，順其自然，則不但不能互相成全，而且必至于互相沖突。在這一點，上所說后一派底哲學家的說法，是近于事實底。但他們以為國家社會的組織，法律道德的規(guī)則，只是人生的一種工具，是一種必要底惡，在這一點，他們的說法是錯誤底。國家社會的組織，法律道德的規(guī)則，是人依其性以發(fā)展所必有底。對于人生，它們是必要底，但不是必要底惡，而是必要底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