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間為4月7日的記錄下，我們能夠找到另一件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李鴻章軍事財政手段的事例：

眼下，戈登將軍正帶領(lǐng)著他的三千名“常勝軍”下屬和一萬五千至一萬六千名由帝國正規(guī)軍和各省的非正規(guī)軍組成的部隊對福山一帶的叛軍展開艱難的進攻。在此之前，我就已將一部分糧餉送往作戰(zhàn)前線，同時也向他們傳達了如果可以奪回福山，他們就可以得到更為豐厚的報酬的意思。同時也告訴他們，如果能夠乘勝追擊，一舉奪回整個蘇州，那么這支部隊里的每一名士兵都將得到全部的餉金和額外的獎賞。

在5月份的時候，李鴻章對于此時仍是一名軍人的戈登將軍抱有極大的好感，并親切地與之稱兄道弟，而且還親自向皇上上書陳情書，請求授予戈登將軍在來華期間“作為一個總兵（ 即旅長 ）所應得的官銜和職位”。當然，通過帝國法令的形式授予其官銜和榮譽，這是對這個來華將軍最好的表彰。

“敦促戈登采用更為嚴厲的軍令來維持‘常勝軍’的軍紀，原因是這樣一支部隊現(xiàn)在的狀態(tài)就是一盤散沙。采取這種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杜絕以往所有的悲劇再次重演”，李鴻章相信，這樣的一份敕令一旦發(fā)出，所有有問題的官員都會俯首聽命。

但就在此之后的兩個月，兩人的關(guān)系一度變得相當緊張：

在這段時間里，戈登唯一想要的就是錢，而且不遺余力，不落分毫，在他的眼中，我似乎就是財神爺。他說倘若清政府不能給予全額的軍餉，他的“常勝軍”就不會再為清政府賣命。但是我告訴他，如果一旦他們控制蘇州城，那么他們就可以得到足夠的薪金去補發(fā)欠款和發(fā)放獎金。

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此前白齊文將軍統(tǒng)領(lǐng)部隊的時期，不過他采取了武力手段解決問題，那就是搶奪了上海軍需官的金庫。也正因為如此，李鴻章解除了和白齊文之間的合作關(guān)系。在接下來的外交控辯中，英美兩國駐北京的公使對白齊文予以極大的同情和支持，不過李鴻章對這樣的討論表達了斷然拒絕的態(tài)度。因為在他眼中，這樣既敢違法又敢中飽私囊的家伙是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被接受的。但就在戈登上任的五個月之后，白齊文又頭腦發(fā)熱地投靠了太平天國的叛軍，和他一同叛逃的還有一百多名對帝國待遇不滿的歐洲士兵。戈登也因為李鴻章對待白齊文的態(tài)度受到了影響，他覺得自己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情況下，重新組建一支有紀律有戰(zhàn)斗力的部隊是非常讓人覺得痛心和失意的，于是戈登就辭去了司令的職務。但隨后他就聽聞了白齊文的偷盜行為，內(nèi)心中的武士性格驅(qū)使他重新接受了原來的職位。這些事情的發(fā)生時間就是1863年。對于李鴻章來說，白齊文事件的影響相當嚴重。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所發(fā)布的文告中窺見一斑。文告中聲稱，只要能抓獲白齊文，不管是活人還是死人，他就賞賜那個人白銀三千兩；而后他又以得意、蔑視、勇敢的姿態(tài)來對待那些英美領(lǐng)事館中的強勢當權(quán)者，這件事情中表現(xiàn)出的品質(zhì)就是李鴻章外交風格的典型代表。

在白齊文叛逃之后，戈登又重新回到了那個讓他并不情愿的位置上。然而，李鴻章并沒有因為他如此寬宏大度的胸懷而心生感激，相反，他依舊固執(zhí)地堅持著小氣吝嗇的態(tài)度對待“常勝軍”，而在戈登的心目中，他也始終堅持對正規(guī)軍的軍餉進行索要，鄙視那種在得不到的情況下就用武力方式進行劫掠的做法，原因也是這樣的制度存在已久并在前任的時候頗受歡迎。在部隊占領(lǐng)昆山之后，他修書一封給李鴻章，其中的措辭相當強硬，以“不想因為每個月在索要糧餉的事情上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為由，提出辭職，以此進行要挾。此外，他還聲稱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依舊出任這個職位，簡直就是他身為英國官員的一種侮辱。不過，倘若問題一旦涉及金錢，李鴻章就變得相當頑固了，他之所以不愿放棄這個原則拒絕暫時性的屈服的唯一原因就是害怕自掏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