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府莊辦公室的故事

多年前曾看過一部蘇聯(lián)電影 《 辦公室的故事 》，至今尚能記得其中一些精彩的情節(jié)。我之所以斗膽給這篇短文也取這個名字，是我用過的一間辦公室里曾經發(fā)生過的故事，真可謂晴天霹靂驚天動地，扭轉了中國當年的去向，遠非蘇聯(lián)那位女部長的辦公室里的故事所可量比。這就是“西安事變”故事的發(fā)生地之一。

一九九五年初夏，西安陰雨連綿。我早晨上班走到那間頂多十平方米的平房前，圍著幾個后勤辦公室的干部，說我的這幢房子下沉了。我順著他們手指的墻壁一看，磚墻齊嶄嶄斷裂開一道口子，可以塞進指頭。他們告訴我決不能再住了，卻沒有別的房子調換，讓我等待，說是前院一間房子正在翻修，需十天左右弄好。我便趁此無處立足之際，住進醫(yī)院，去做醫(yī)生早就催著要割除的一個粉瘤。待我康復回歸，后勤辦的干部領我走到前院一座獨樓前，指著東邊的耳房，說這就是我的新辦公室，我一時竟有點猶疑不定，還有點怯。這是任誰都知道關押過蔣介石的屋子，給我做辦公室，心里難免忐忑，盡管我向來不在意風水吉兇，仍然有說不清的某種心理障礙。

我所供職的作家協(xié)會這個院子，建于一九三三年，是陜北籍的國民黨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的公館，和張學良將軍的公館是兩隔壁，中間夾著一道稱作金家巷的丁字小巷。高桂滋將軍后來叛蔣起義，解放后把這座頗為闊綽的公館交給人民政府，省政府把成立不久的陜西作家協(xié)會安排于此。這個院子當年曾經是別具一格的個性化建筑，進大門是一個頗具規(guī)模的噴泉，養(yǎng)著金魚；左首是一幢中西合璧以西為主的兩層小樓，下邊一層為半地下建筑，據(jù)說是用于隱藏警衛(wèi)兵力，上邊一層中間三間是鑲著花紋瓷磚的議事大廳，東西兩邊是頗為寬綽的附屬耳房，當是辦公室或主任或秘書的用房。后院是連續(xù)三進四合院，有高氏一家的生活用房，也免不了辦公和警衛(wèi)兵力的用房。通前到后栽植著玉蘭、紫薇、石榴、月季、玫瑰等名貴花木，且不贅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駐扎西安的東北軍張學良將軍與西北軍楊虎城將軍聯(lián)手發(fā)動的“西安事變”獲得成功，在西安東北約五十華里的驪山抓捕蔣介石。蔣氏聞變只身跳后窗逃出，摸黑在驪山荊棘中爬行了不短一段山路，隱身藏匿在懸空的一道石縫里。還是被士兵搜捕揪出來押回西安，住在現(xiàn)在的陜西省政府大院內一座三十年代的舊建筑名曰黃樓的樓房內，十二月十四日轉移到高桂滋公館這幢二層議事廳的東耳房里，即后勤干部給我安排的這個辦公室。

我粗略查證了一下，蔣氏在省政府那座小黃樓只住了一天半，因為十二日凌晨跳窗逃跑被起事的士兵從石縫中拖出，再下山，再送到五十多里外的西安，那時候沒有正經公路，車速緩慢，到得小黃樓離天明也不遠了。十四日轉移到高氏議事廳的東耳房，隔著金家巷的那邊是張學良公館，見面、說話、議事包括送飯都方便多了，也更安全。在我現(xiàn)在要做辦公室的這個東耳房里，蔣氏介石被軟禁達十天十夜，曾經發(fā)生過許多歷史性的情節(jié)和細節(jié)——

蔣介石剛被轉移到這個東耳房，張學良便從他的公館趕過來看望，一副畢恭畢敬的軍人禮儀。張學良連叫幾聲“委員長”，蔣介石不僅不搭話碴兒，裹著被子蒙著腦袋連臉也不露給他看。此前，送過來的飯食也不進口，一副絕食的抗議。我似乎看到過有文字說老蔣給張學良使性子，還有難聽點的說成耍無賴，也有做心理分析的文字說蔣氏怕處死他……我想也許都是，是否還應有一種氣死氣活的懊惱？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宋美齡來到這個高氏議事廳的東耳房，向蔣介石匯報了南京政府自“西安事變”以來的復雜情況，也透露了他們兄妹二人到西安后與張、楊會談的意見，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隔過一天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早幾天從陜北下來到西安參與調節(jié)此事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宋氏兄妹一起走進了蔣介石下榻的東耳房，舉行正式會晤，達成了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的六項協(xié)議，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奠定了基礎……

我無可選擇地搬進東耳房這間辦公室。好在這是一個南北隔開的套間，我在北邊隔間辦公，蔣介石被關押過十個日日夜夜的南邊隔間，現(xiàn)在布置成一個小型會議室，中間有一道小門相通。我在北邊隔間接待各路來客，包括熱心讀者，得空寫點短文章，倒也罷了。偶爾得著一個人閑靜，尤其是晚上獨飲兩杯的時候，往往會想到套間那邊曾經住過的蔣介石，張學良和楊虎城走進過這東耳房的套間，宋子文和蔣夫人宋美齡從南京飛過來走進過這套間房。周恩來、葉劍英也成竹在胸地來過了。七十年前的這個東耳房套間，無疑是決定中國何去何從的生死命運的一個集結點，決定中國命運的各方勢力的最敏感的神經，都糾結在這東耳房的南套房里。至今想象當年那種外表熱鬧內里緊繃的氣氛，我都有點透不過氣的感覺，甚至不敢相信那樣重大到決定中國命運的事件，真的就發(fā)生在這間房子里。我有時抬腳三五步走過套間小門，看著東窗下曾經給蔣介石支床鋪的那塊地方，仍然是恍若幻境信不下曾經發(fā)生過的事。記不清是哪一天或哪一晚，我突然意識到，蔣介石十三年后落荒而逃到臺灣，其實就是在高桂滋公館議事廳東耳房南隔間住著的時候注定了的結局。

事實擺得很明顯，道理也就很簡單。蔣介石在江西五次圍剿共產黨領導的蘇區(qū)和紅軍，十幾二十萬紅軍被迫戰(zhàn)略大轉移開始長征，歷經一年到達陜北時，主力一方面軍僅剩下七千多人，到“西安事變”發(fā)生時，各路紅軍會聚到陜北也不足兩萬人。蔣介石已經幾次親臨西安，繼續(xù)布置剿滅紅軍的軍事行動，企圖把紅軍全部消滅。然而，令蔣介石意料不及的事發(fā)生了，自己反倒被軟禁在這東耳房的南隔間里，簽署了不得再剿滅共產黨和紅軍的協(xié)議。我在幾十年后瞅著蔣介石下榻的東窗下那塊地方，無法猜想他當年怎樣度過了那十個日日夜夜，在“六項協(xié)議”簽字的那一刻，他是否意識到十三年后落荒而逃的結局？東耳房發(fā)生這樣重大的歷史一幕時，我尚未來到這世界，現(xiàn)在看得再簡單不過，這兒發(fā)生的歷史一幕的核心，一是共同抗擊日本侵略，一是不許剿滅紅軍。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獲得了在中國合法生存和發(fā)展的機會和空間，也就注定了蔣氏十三年后的結局。

一九九八年春夏之交，我隨作家代表團去了臺灣，最后一站走到臺灣最南頭的海灘上，看到一尊蔣介石的雕塑，面朝大陸，微傾向前，臉上是少見的一副復雜的表情，與我所見過的他的塑像和照片都不一樣。我在那一刻想到我還在用著的辦公室，原高桂滋公館議事廳小樓的東耳房，即他曾經被迫住過十個日夜的房子，便斷定他后來乃至終生都不會了結在這里被關押的記憶。

2008.1.22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