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消極的情緒直接影響到他對三黨合并的態(tài)度，最初他以為三黨合并已大概就緒，卻沒想到落實起來還有這么多的難處。他的性情中常有一些天真爛漫或涉世不深的單純，這種性情，作為朋友也許很難得，但作為一黨領(lǐng)袖、政治家，有時就顯得很幼稚，看不到事情的復(fù)雜性和人的復(fù)雜性。袁世凱則非常直接，他不容梁啟超消極、悲觀，而主動伸出援手。他在4月8日國會開幕之后，明顯加快了督促三黨合并的步伐。4月25日，三黨正式簽訂了合并組織進步黨的協(xié)議書。5月29日下午，三黨在京黨員舉行全體大會，宣布進步黨正式成立。31日，《申報》專門報道了此事：

昨日進步黨成立會到千五百余人，梁任公、孫武、王印川并有演說，秩序甚整。并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為理事。（民國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申報》北京專電，見《梁啟超年譜長編》，670頁）

進步黨的成立最終使袁世凱與梁啟超的政治聯(lián)盟既成事實。在民國初年政治動蕩的局勢下，梁啟超選擇支持袁世凱，固然有他對中國命運的長遠考慮。就在三黨商談合并期間，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于4月14日在北京萬生園（今北京動物園舊址）宴請本黨參眾兩院的議員，與會者三百余人。梁啟超發(fā)表了題為《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tài)度》的演說，時間長達三個小時。他開門見山告誡本黨同志：“故為國民者，不可不洞察世界形勢，以求知本國所處之地位為何等；為政黨員者，不可不洞察國中形勢，以求知本黨所處之地位為何等?！边@兩條也是梁啟超確定其政治方針和策略的出發(fā)點。他接下來就說到了共和黨的立黨之本及其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wù)。他說：

共和黨所以設(shè)立之故，凡以欲改良政治，此我黨員所同知也。然一年以來，國中有二大勢力，常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二曰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我共和黨既以改良政治為惟一之職志，非將此兩種勢力排而去之，則目的終不可得達。雖然，彼腐敗派之勢力，乃積數(shù)百年來歷史之遺傳，在專制政體之下，當然不能免者。辛亥革命于國中他種善良習(xí)慣，多所革去，獨此腐敗官僚之勢力，曾未能動其毫末。其根深蒂固也既若彼。至于亂暴派之勢力，則又自革命后，以新貴族之資格浡然而興，國中兇戾狡黠之徒，相率依草附木攀龍附鳳以揚其波，其炙手可熱也又若此。質(zhì)而言之，則以中國現(xiàn)在社會惡濁乖戾之空氣，實最適于彼兩派之發(fā)育。此如久酸之醯（醋）宜產(chǎn)蛆蚋；積霉之莽，應(yīng)叢蛇蝎。以嘉魚游酸醯之甕，以祥麟入霉莽之林，安見其能生存者哉？然則以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敗之理衡之，彼腐敗與暴亂兩派，在現(xiàn)在中國社會空氣中，實為適者而宜優(yōu)勝；而與彼兩派立于反對之地位者，實為不適而宜劣敗。我共和黨人，既不愿隨逐腐敗，又不愿附和亂暴，以此種不識時務(wù)不合時宜之黨，在理實難得生存之余地，遑論發(fā)達？不寧惟是，我共和黨非徒消極的不肯隨逐腐敗附和亂暴而已，更積極的欲矯正腐敗裁抑亂暴。介于兩大之間而毅然與之相抗，此無異奮螳臂以擋車轂，捧壞（疑為抔）土以塞孟津，不自量至于此極。自問亦良覺可笑。然我共和黨同人，猶戮力進取而不辭者，誠確見夫腐敗與亂暴兩派之勢力一日不消滅，則政治一日不能改良；此兩派勢力多存一分，即國家元氣多斷喪一分，馴至非陷國家于滅亡焉而不止。吾儕為良心所責(zé)備，所驅(qū)遣，乃不得不毅然決然，奮微力以當大敵。故地位之艱鉅（巨）困衡，未有過于我共和黨者矣。（《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18～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