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政聞社社約》所列之發(fā)起人，有蔣智由、徐佛蘇、黃可權、吳淵民、鄧孝可、 王廣齡、陳高第共七人。（1907 年 10 月《政論》1 號，《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512 頁）按照事先的約定，社長一席為虛設，特別邀請馬相伯先生為總務員，常務 員則有徐佛蘇、蔣智由、麥孟華三人。馬相伯與梁啟超的交情很深，梁在上海辦《時務報》期間就曾在馬相伯處學習外文。所以，該社成立后，梁啟超便特派社員湯覺 頓前往上海迎接馬相伯，請他來日本就任。十一月十一日，政聞社在東京召開大會， 歡迎馬相伯，到會者數(shù)百人。《政論》第三號報道了歡迎會的情形，文中稱贊馬相伯："深通吾國經(jīng)世之術，四十年前畢業(yè)于法國大學，邃于哲理法政諸學，并旁通拉丁、 羅馬、英、德諸國文字，本其心得，以見諸躬行，其碩德懿行，皆足為吾國人表率。 今以七十高年，冒萬里風波之險，專為吾社員全體及中國前途而來，吾輩對之真不勝欣慕。"（《梁啟超年譜長編》，425 頁）梁啟超在給蔣智由、徐佛蘇和其他社員的 一封信里也對馬相伯的到來感到欣慰 ："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積極主義，（覺頓言 與之等見此公后五體投地）其勇更逾吾輩。今日與暢談一日，已承許以全力擔任社務， 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同上）

馬相伯的到來，讓政聞社的同人備感振奮，每次登臺演講，聽眾都有數(shù)百人， 聲勢更盛極一時。但也引起了革命黨的妒忌。十二月十五日蔣智由在給梁啟超的信 里甚至擔心馬相伯受到攻擊和傷害，乃至要煞費苦心地安排馬先生的行程，以防彼 輩探知。不久，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政聞社本部遷至上海，馬相伯一行 也隨之回國。當時，他們活動的最大目標即速開國會，同時籌劃在漢口設立《江漢 公報》，并開辦江漢公學。梁啟超在歲末寫給熊希齡的信里談到他的計劃 ："以武漢 為天下之中，疇昔兵家在所必爭，政黨為平和的戰(zhàn)爭，其計劃亦當與用兵無異，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礎于武漢，而其下手之法，一曰設一大日報，名曰《江漢公報》，二曰設一法政大學，名曰江漢公學。"（同上，435 頁）有傳聞說，楊度也已經(jīng)意識 到了武漢的重要，正傾注全力在這里經(jīng)營。

此前，楊度已先期回國。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梁煥奎、范旭東等籌劃成 立湖南憲政公會，有意擁護楊度為會長。十月中，恰逢伯父去世，楊度回鄉(xiāng)奔喪， 料理喪事。在此期間，湖南憲政公會宣告成立，楊度出任會長一職，并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愿書》，是為晚清國會請愿運動之濫觴。據(jù)說，這份請愿書 曾請王闿運先生作過修改，湖南不少士紳名流都在上面簽了名。第二年春天，袁世 凱又與張之洞聯(lián)合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于是，舉人出身的楊度， 以戴罪之身，被授予候補四品京堂，即刻進京在憲政編查館行走，并兼任頤和園外 務公所教習，袁世凱還特意安排他為皇族親貴演說立憲精義，宣傳開設民選議院的主張。

楊度此時還是憲政公會（即憲政講習所）北京本部的常務委員長。梁啟超在給 熊希齡的信中曾提到他回國后的情況 ："聞龜山（楊度）在湘于吾黨頗致微詞，弟誠不料其如此，彼瀕行時尚與弟抵足作竟夕談，極陳將來聯(lián)絡之法，今反相擠，使雙方社員間生出一重惡感，弟甚為龜山不取也。"（同上，436 頁）他這時還是清政 府懸賞十萬元通緝的要犯，不便出名，更不能回到國內，直接參加運動，但事實上， 政聞社內外都認可他為社長，大家都愿意接受他的領導，大事小事無不取決于他。 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政聞社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們在立憲這個大旗下走 到一起來了。但它又是一個很松散的組織，很大程度上要靠感情來維系組織內部的 關系。而個人的性情不同，時間久了，出現(xiàn)分歧、矛盾、誤會、摩擦也就難免。具體到一些事務，每個人所處地位不同，看法也很難求得一致。政聞社以開創(chuàng)之際， 要做的事情很多，不僅人才有匱乏之憂，在經(jīng)濟上更是捉襟見肘。一些社員因為沒 有收入來源，日常生活亦發(fā)生困難，社內為經(jīng)濟所困擾，竟不能向社員提供任何幫助。 加上清政府、革命黨，以及憲政公會的壓迫，政聞社幾乎陷于困境，梁啟超亦有內 外交困之感，以致他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的春天生了一場大病。徐佛蘇二月 十七日寫信勸他生活要規(guī)律，要勞逸結合，不能過度勞累，吃飯的時候不要多說話， 睡覺的時候一定熄燈，更要講究衛(wèi)生，愛惜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