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學者研究，西方文化是以罪惡感為基調的。所謂罪惡感，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解釋是：“以道德作為絕對標準，依靠啟發(fā)良知來反省自身”。這道德感主要來自內心，或曰良心，而不是輿論的壓力。舉個例，一個人逛超市，“不小心”往自己口袋裝了一條口香糖過安檢被揪了出來，若他想的是“上帝啊，寬恕我吧！”而不是中國人常有的“別人會怎么看我”這種恨不得挖個洞鉆進去的心態(tài)，就屬于罪惡感。

有罪惡感的負重，自然也有相應的“減震”方式，所以西方人擅長懺悔。至于懺悔內容，當然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門，遠比口香糖私密、不可告人，但又萬變不離其宗，直抵“人性”。其中，與性相關的懺悔是重頭戲。這首先因為不管哪個時代的人都對這檔子事好奇，越壓抑越好奇。其次，源于西方人特有的伊甸園偷情事件引起的原罪意識。這一切引起的后果便是，“三個世紀以來，西方人一直堅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的這一目標”。

懺悔室，雖未像審訊室，高懸“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恐嚇性質的條幅，但似乎人一進到這個暗室，就會自動打開心扉和話匣子，那些隱秘的、邪惡的、貪婪的經歷與想法就轉化為詞語，歡天喜地從嘴里蹦出來。這得歸功于牧師的專業(yè)素質。懺悔中牧師的職責，就是鼓勵你交代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最后以一句“主會寬恕你的”來結束座談。一般情況下，應是沒問題的。但若把這個方法套用在與性相關的懺悔中，便不可避免會走向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