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跟妻子艾吉一起回英格蘭去過結婚一周年紀念日（她是英國人，但我們是在美國結婚的），我頭一次見到她的一些童年伙伴?！班?，那么，到底你是做什么的呢？”有人這么問，我就回答說，我研究電影剪輯。“噢，剪輯呀，”他說，“那就是把拍壞了的部分剪掉吧？”當然我會（很禮貌地）變得惱火起來，回答他們說：“剪輯遠遠不止那么簡單。剪輯是結構、色彩、驅(qū)動力、對時間的操控，這個那個，如此這般。”他們腦子里面其實只有家庭小電影兒的概念，“哎呀，這里有點不好，剪下來，把剩下的再接回去吧”。然而，二十五年過去了，我對這種簡單的智慧居然漸漸有了尊重。

某種意義上說，剪輯確實就是“把拍壞了的部分剪掉”，但問題是，什么樣的片段才是“拍壞了的部分”呢？家庭錄影中如果攝影機不穩(wěn)定地亂晃，顯然可算是“拍壞了”，你想要剪掉這些片段，是因為家庭錄像的目標很簡單：一個不需結構的、對于在不間斷的時間中發(fā)生的事件的連續(xù)記錄。然而敘事電影的目標要復雜得多，因為它們的時間結構是碎片化的，且需要強調(diào)人物的心理狀況，所以判斷什么是“拍壞了的部分”就變得相應復雜起來，在這部電影中是拍壞了的東西或許放在另一部電影中恰到好處。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創(chuàng)作電影的整個過程都看成是一個甄別的過程—對于這部特定的電影，哪些特定的東西是“拍壞了的部分”。所以剪輯師走上這種探尋的歷程，確認并切除這些“拍壞了的部分”，前提是不能把剩下的“拍得好的部分”弄得亂七八糟。

這樣我就不得不談談黑猩猩了。

幾十年前，DNA的雙螺旋結構被發(fā)現(xiàn)之后，生物學家以為找到了一種有機生命的基因地圖。雖然他們并不指望DNA 的結構跟所研究的有機體外形看起來相像（比如英格蘭地圖看上去就像英格蘭地形本身），但他們確實希望有機體的每一部分都能找到一個DNA鏈上的對應點。但他們發(fā)現(xiàn)事實卻不是這樣。比如，如果仔細地比較，他們會吃驚地發(fā)現(xiàn)人類的DNA構成跟黑猩猩的DNA 驚人地相似，相似到99%都一樣的程度，這完全不能解釋人類跟黑猩猩所有的顯著區(qū)別。

那么這區(qū)別到底是從哪里來的呢？后來人們被迫認識到還有些什么在起作用，在生物體成長過程中是這種東西控制著DNA中儲存的信息被激活的“順序”和被激活的“速率”。目前人們還在探索這一問題。

人類胚胎在發(fā)展早期和黑猩猩胚胎幾乎沒有區(qū)別，但隨著生長，兩者的區(qū)別漸漸顯示出來，然后越來越明顯。比如，大腦和頭蓋骨的發(fā)育順序的區(qū)別。人類會首先發(fā)育大腦，然后才是頭蓋骨，以便有更大的腦容量。所以任何時候你去查看新生嬰兒的頭骨，都會發(fā)現(xiàn)它是沒有閉合好的，沒有包裹住尚在生長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