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揚之聲

雖然卡拉揚的控制欲極強，但不可否認，在他的激勵下，音樂家們共同演繹出了最為動聽的旋律。那華麗而富有標志性的“卡拉揚之聲”，堪比裝有法拉利發(fā)動機的勞斯萊斯，是奢華、優(yōu)雅、內斂外表與強大動力的完美結合。柏林愛樂樂團1969年時的首席長笛詹姆斯·格爾威（James Galway）曾說過：“在他的指揮下，我的演奏水平總是比別人做指揮時要好。他永遠能把你最優(yōu)秀的潛質挖掘出來。樂團中的每個人都精神抖擻，挺直腰板坐在椅子邊緣。如果你看過柏林愛樂樂團的錄像，就會發(fā)現，沒有人靠在椅背上?！?/p>

卡拉揚的天賦在于他能感受到作曲家（施特勞斯、瓦格納或貝多芬）的心聲，利用樂團成員的指尖，為音樂注入情感和詩意的生命力，并通過旋律中每個細節(jié)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邁克·格羅茲（Michel Glotz）從1968年開始擔任卡拉揚的執(zhí)行制作人，他說，如果卡拉揚想要“真正的漸強效果（crescendo），你就必須從最低的極弱（pianississimi）過渡到最高的極強（fortississimo）”?？ɡ瓝P的著名女弟子安妮-蘇菲·穆特（Anne-Sophie Mutter），13歲起就跟隨他步入了音樂的圣殿。她回憶說：“他的小指一動，樂團仿佛頃刻間便化身為一張?zhí)禊Z絨毯?！彼菢纷V、樂團和觀眾的唯一焦點。

不但如此，他的影響力還遠遠超越了音樂廳的范圍。在人們的記憶中，他對于古典音樂在普通大眾中的推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僅在音樂錄音方面，他個人就創(chuàng)造了約5億美元的收入。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一些錄音作品達到了巔峰水平，在音樂的表現力上無懈可擊、無可匹敵，帶著標志性的卡拉揚之聲，直到今天依然大賣。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揚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激光唱片的發(fā)展中起到了先鋒帶頭作用，錄制了第一張商業(yè)銷售的CD盤—理查德·施特勞斯的《阿爾卑斯山》（Eine Alpensinfonie）。他積極支持這種新形式，據說在他的堅持下，早期樣本的最長播放時間從60分鐘增加到了74分鐘，這樣就能錄制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Ninth Symphony），并把他現存的大量錄音作品轉到CD上。追尋完美

在卡拉揚職業(yè)生涯的最后幾年中，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施特勞斯、瓦格納、莫扎特、貝多芬、舒曼、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門德爾松、舒伯特以及其他幾位作曲家的作品上。他被譽為“古典音樂行業(yè)最偉大的創(chuàng)新者”，同時又十分沉迷于每個音符的精準無瑕，為此不惜一遍又一遍地重復指揮并錄制同一段作品，將已經近乎完美的作品演繹得更加完美無瑕。

面對他人的批評，卡拉揚依然對自己的立場堅定不移。有人說他在音效上過于精細、過度苛求，他回答說：“如果細節(jié)做得好，整場演出才夠水準?！?/p>

遍及世界的所有指揮和樂團都要面對效率和成本管理的問題，在這樣的現實之下，正是一絲不茍的態(tài)度和對細節(jié)的專注，才能真正拉開完美與平凡之間的距離。

現實中的原型美可

智能藥品 1946年，制藥公司Chemie Grünenthal研制出一種革命性的面向大眾市場的鎮(zhèn)靜劑，用于緩解惡心、失眠和孕吐反應。這種藥品名為苯二甲酰亞氨基-戊二酰亞胺（phthalimido-glutarimide），或稱撒利多胺（thalidomide）。據藥品測試者稱，他們服用這種藥物后，感覺良好，沒有毒副作用。于是，公司決定把藥品推向市場，作為巴比妥酸鹽類藥品（barbiturates）的安全廉價的替代品。

1955年，Grünenthal公司把這種新型藥物的免費試用品派發(fā)給了聯(lián)邦德國和瑞士的醫(yī)生，而并沒有作任何測試或系統(tǒng)性跟進。藥品迅速流行開來，成為了歐洲銷量排名第三的熱門藥，在有些國家，其銷量甚至僅次于阿司匹林。

然而，藥品還沒有在市場上站穩(wěn)腳跟，災難性事件就接踵而來。1956年的圣誕節(jié)，在德國的斯托爾伯格（Stolberg），一個無耳女嬰降生了。女嬰的父親是Chemie Grünenthal公司的員工，拿到免費試用藥品后，給了他懷孕的妻子服用。很快，噩耗從四面八方傳來，據估計，由于一些母親服用了這種藥物，有超過10000名嬰兒出生時帶有嚴重的先天缺陷。

在20世紀50年代，針對藥品的審批流程和監(jiān)管措施少之又少。事實上，當時在美國，只需要證明藥品安全即可，根本不需要證明其有效。美國制藥企業(yè)理查森-梅里爾（Richardson-Merrell）公司向政府申請把這種藥品推向市場，但由于食品與藥品監(jiān)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對于藥物臨床實驗不要求預先審批，公司于是直接開始銷售。據估算，在美國，理查森-梅里爾公司通過“1267位醫(yī)生，給20000名病人開出了共計250萬片藥”。1960年12月，英國的醫(yī)學期刊紛紛登載文章，指出這種新型藥物潛在的副作用。然而，1961年4月，撒利多胺的處方銷售又在加拿大開始了。事實上，在撒利多胺正式下架的過程中，加拿大是行動最晚的國家之一，比聯(lián)邦德國晚了近四個月。人們紛紛傳言這種藥物具有危險的副作用，而在藥品禁售過程中，為什么某些國家醫(yī)生和藥劑師的動作會比其他國家慢好幾個月呢？

直到今天，撒利多胺的案例依然是“現代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一起醫(yī)療災難”。究其原因，應歸咎于缺乏足夠的測試，在醫(yī)藥行業(yè)內沒有通暢的信息共享渠道，以及政府、醫(yī)生、制藥公司和醫(yī)療機構在藥品下架行動中的遲緩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