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船回廣州，這次我孤獨一人，身無分文，不能再住旅館了。我找朋友、同學消磨時間，他們的確不計較同我交往，但他們的父母耿耿于懷。晚上我睡在大街上。畢竟我不忍心打擾朋友們。

有一天，我長途跋涉去看望我妹妹的公爺華先生。他是個木材商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告貸五元錢，想借此再支持一個月花銷。不料他不僅拒絕借錢給我，甚至不留我吃頓飯，還訓斥了我一頓。

我決定去找以前的一位老師，他正在魏邦平（時任廣州市警察廳廳長）手下做事，我想他也許會給我找一份工作?？匆娝呷胍蛔ㄖ飼r我緊緊尾隨，哨兵卻說他不在。我指哨兵說謊，他說我不懂人事。很明顯，這位老師不想見我。

似乎我已無路可走，但我不想寫信求家里幫助，即使開口，父親也不會給我分文。我向天字碼頭走去，想蹈海自殺。當我見到自己在海水中的影像時，我突然想到，既然我16歲就能入伍當兵，為什么20多歲不能重新入伍呢？部隊一直在招兵。既然我已經接受了中學教育，那并不意味著我不能重新當兵。想通了這一點，我不再去跳海了，決定參軍從頭來過。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殺企圖。此后我的人生歷程一帆風順。事實上，我從來沒有再產生沮喪或壓抑感。每當我打了敗仗——那是兵家常事，我都不會垂頭喪氣。只要我斗志昂揚，一切都會轉危為安的。我是個樂天派，否則那天晚上我已經跳海了。

正好在這一關鍵時刻，我撞見了司徒非。他告訴我，朱執(zhí)信正在找我。上次我遇見他時，他問我在哪兒，可惜我沒回答他。司徒非一直追隨朱執(zhí)信，曾告訴朱，他遇見過我，然而他二人都不知道怎樣同我聯絡。于是，我去見朱，他把我留下了，時維1917年，我21歲。

朱執(zhí)信在廣州河（今珠江）南給一群革命青年租賃了一所住房，那里是他的支持者李福林所控制的地域。李福林當過土匪，辛亥革命前他就入草為寇了，他常常將一束報紙裹著一支手電筒，用以恐嚇路人，使人誤以為他持有手槍，所以老百姓稱他為“李燈筒”（粵語手電筒）。以后他用“燈筒”的諧音字“登同”為字號，這是孫中山給他改的。

朱執(zhí)信給我們講述革命歷史，他的道德感染力更為重要。當我們穿著華服時，他不說什么，不知何故我們就不敢再穿得那么闊綽了。朱執(zhí)信夫婦倆都生活儉樸，居陋室，自己做家務。總之，朱執(zhí)信是個有道德的人。

鄧鏗也常常向我們講話。在那個時期，鄧鏗和朱執(zhí)信對我的人生觀起了最大的影響作用，他倆幫助我提高了革命覺悟，可以說我的前途是在他倆引導下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