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大學任教，始于1917年下學期，而受聘則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長之時。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6、7、8月上?！稏|方雜志》上連載我寫的《究元決疑論》一篇長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學說闡揚印度佛家理論，今日看來實無足取，而當時卻曾見賞于許多人。記得蔡先生和陳獨秀先生(新任文科學長，相當于后來之文學院長)，以印度哲學講席相屬之時，我本不敢應承的。我說：我只不過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而據(jù)聞在歐洲在日本一般所謂印度哲學，皆指“六派哲學”而言，其中恰沒有佛家。蔡先生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么，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我說不知道。蔡先生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彼@幾句話打動了我，只有應承下來。

雖則答應了，無奈我當時分不開身，當時我正為司法總長張镕西先生(耀曾)擔任司法部秘書。同時任秘書者有沈衡山先生(鈞儒)。沈先生多為張公照料外面周旋應付之事，我則為掌理機要函電。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為主，張公實代表西南滇川兩粵而入閣。正在南北初統(tǒng)一，政治上往來機密函電極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門功課夙無準備，況且要編出講義，如何辦得來？末后只得轉推許季上先生(丹)為我代課。

及至次一年，經(jīng)過張勛復辟之役，政府改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職，南游入湘。10月間在衡山的北軍王汝賢等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隨著潰兵難民退達武漢，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內戰(zhàn)為禍之烈，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吁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制止內戰(zhàn)，養(yǎng)成民主勢力。自己印刷數(shù)千冊，到處分送與人。恰這時許先生大病，自暑假開學便缺課，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許季上先生在佛學上的素養(yǎng)遠勝于我，又且長于西文。他講印度哲學，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吳檢齋先生(承仕)借給我許多日文的印度哲學書籍作參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學概論》就是這樣湊成的。我在北大，隨后又開講一門唯識哲學，自己編寫了《唯識述義》三冊，次第付印(今已無存)。對于講唯識，我后來有些不敢自信，建議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內學院請人來講。初意打算請呂秋逸先生(澂)，未成事實，改請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來到北大，即有《新唯識論》之創(chuàng)作。他卻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1920年我提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了一個月的講演，不在哲學系課程之內。然卻由此在哲學系添講儒家哲學一課。到1924年暑期我自己去山東辦學，辭離北大，計在校共有六個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