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要說到劉與徐的關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初，徐志摩初到北京，先住在瞿菊農(nóng)家里。瞿家不大，居住不方便，幾天后便搬到陳博生家里去住。陳博生是《晨報》的總編輯，撤稿事件發(fā)生時，陳博生不在北京，劉勉己代理總編輯，就是代理他的。再就是，《晨報》是研究系的報紙，梁啟超是研究系的首領，徐志摩是梁啟超的大弟子。這樣一個關系，這樣一個背景，劉勉己怎能容許在《晨報副刊》上登載公然嘲諷徐志摩的詩作呢？

這也就是劉勉己連聲說“要不得”，又不便明言的原委了。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魯迅的稿子，是不能不登的，受此恥辱，要辭職也在情理之中。正如他自己一年后在《京副一周年》中所說：“這是我平生未有的恥辱，如果還有一點人氣，對于這樣的恥辱當然非昭雪不可?！?/p>

孫伏園所以辭職，及后來創(chuàng)辦《語絲》，跟周作人也有相當?shù)年P系。孫伏園在《京副一周年》中有這樣的話：

《語絲》五十四期里，周豈明先生已經(jīng)提起這件舊事。所謂“這件舊事”者，關于上面所講魯迅先生《我的失戀》一詩還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關于豈明先生的《徐文長的故事》，豈明先生所說一點兒也不錯的。不過討厭《我的失戀》的是劉勉己先生，討厭《徐文長的故事》的是劉崧山先生罷了。（《1913　1918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一卷第108頁）

《語絲》第五十四期里，有篇周作人的《答孫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談到了他的《徐文長的故事》的禁止續(xù)載，也談到了后來《語絲》是怎樣創(chuàng)辦的：

你當然還記得《語絲》創(chuàng)辦的歷史。當初你在編輯《晨報副刊》，登載我的《徐文長的故事》，不知觸犯了《晨報》主人的忌諱，命令禁止續(xù)載，其后不久你的瓷飯碗也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發(fā)表文字的機關之不可少，在開成茶樓集議，決定發(fā)行這個連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除了政黨的政論以外，大家要說什么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加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這只須看前回的大蟲事件便可明了，我們非紳士之手段與態(tài)度比紳士們要“正”得多多。

這里說的“大蟲”，不用說是指章士釗，“大蟲事件”非是指女師大風潮，而是指章士釗倡導的讀經(jīng)書。

周作人這段話很重要。既說了《語絲》是怎樣創(chuàng)辦起來的，也說了創(chuàng)辦起來專門對付誰的。就是對付洋紳士的，或者說是那些和他們意氣不投的“紳士與學者”，說白了就是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誰又能想到，就是這么一個小小的撤稿事件，接下來會有一個又一個的連鎖反應。先是《語絲》的創(chuàng)辦，接著有《京報副刊》的創(chuàng)辦，胡適、徐志摩、陳西瀅那邊，立即做出反應，創(chuàng)辦了《現(xiàn)代評論》，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又接手《晨報副刊》。這樣一來，英美派和法日派，或者說是留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以早期留日學生為首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或者徑直說是新派和舊派，便都有了一報一刊作為各自的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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