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之見，確也無此必要。在《白話文學史?引子》中，他說，他所以寫這樣一部文學史，“老實說罷，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于是他便撮錄了歷代詩文中白話的詩句與文句，反復強調(diào)，說這就是其時中國文學的精髓之所在。這樣說，多少有附會的成分。中國詩文的歷史，向有“俗語入詩”、“俗語入文”的傳統(tǒng)，找?guī)资子邪自捯馕兜脑?，找?guī)灼邪自捯馕兜奈?，不是難事。若據(jù)此便說這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怕胡適自己也不會相信。漢代的賦，唐代的詩，宋代的文，其中心只能是文言的詩文，絕不會是白話的詩文。他最為推崇的梵志詩：“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睉?yīng)當說是釋家的偈語，難說是什么白話詩。再就是，他寫《白話文學史》，原本是為白話文運動張目，要那些反對者與懷疑者相信，白話文乃中國文學的中心所在，精華所在。寫白話文，乃中國文學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與歸宿。唐代以前，是最沒有白話文可言的時代；唐以下，話本起來了，小說起來了，白話文的材料滿眼都是，也就沒什么史可寫了。再寫下去，就會違背他寫史的初衷。一條河水淌下來，就該著白話文了，你胡適先生又做了場何事？既無初創(chuàng)之功，又未竟賡續(xù)之業(yè)，胡先生何以建樹自己的不世之功？

再就是，胡適寫此書，其思路也是錯的。他寫的是“白話文學史”，重點在“白話”，而非他提倡的“白話文”。白話是古已有之的，白話文卻絕不是古已有之的。他說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學，白話文是活文字，活文學，要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既然白話文在歷朝歷代都占據(jù)文學的中心地位，都是其時文學之精華，那昨日又有何非可攻，今日又有何是可言？真要從文學史上找白話文的地位，應(yīng)當寫的是“白話文文學史”，而不是“白話文學史”?？梢哉f，胡適一開始寫作，就把自己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了。這才是《白話文學史》寫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嚴格說來，不是什么寫了一部《白話文學史》，而是他對漢語語法的研究，而是他對白話文的自覺自如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