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不愿承認我個人當年的渺小作用；我也被整得想盡量忘掉這段微不足道的歷史。但是，終于有人歷經了人間滄桑之后，在20世紀90年代站出來，說出了真實情況。不久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張志勛，當年巴蜀“新青社”的小組長，巴蜀“四?二一”游行的負責人，在做過癌癥手術后寫給我的一封信中說：

“死，對我無所謂，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不能瞑目的是：你這位在‘四?二一’學運中對敵斗爭的勇士的大名，被巴蜀的一些地下黨、社員有意埋沒，且扭曲了這段歷史……”

她后來又在《回憶巴蜀學校地下社員斗爭的片斷》一文中明確寫道：“（‘四?二一’營火晚會）準八時開始舉行。巴蜀五六百名學生，在軍警的包圍之下（事后知是內二警在校門口架起一挺機槍），進步學生康國雄氣宇軒昂地站在熊熊燃燒的篝火之中，有條不紊地指揮‘營火晚會’。”文章在《中共重慶渝中地方史資料》第一輯上發(fā)表后，她特地寄了一本給我，并在信中說明：“由你主持被敵人包圍的那次營火晚會，原稿我曾多寫了幾筆，已被他們刪掉了，只保留了很重要的一句：是由康國雄主持的。他們覺得夠了，我看也行了。”

令人感慨的是，據(jù)巴蜀同學們介紹，當年巴蜀的地下黨員、地下社員，走出地下狀態(tài)公開身份后，在20世紀50年代風光的時間卻很短暫。在以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運動中，他們中的許多人就陸陸續(xù)續(xù)被打下去了。他們坎坷的政治生命，并沒有比任何一個普通同學強一點。

到北京考大學

1951年夏，高中畢業(yè)了。由于當時青年都向往到首都北京的高等學府深造，我自己也想離開重慶這個環(huán)境。我開始意識到，要繼續(xù)留在四川上大學，今后不堪設想，我在巴蜀中學太活躍，名氣也大，在同學中影響也大，加上我父親在四川是赫赫有名的大資本家，今后他們不整我整誰呢？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我的預感是正確的，四川省在歷次運動中都表現(xiàn)得極“左”。

還在畢業(yè)考試之前，就有些同學相約去北京考大學，不參加巴蜀的畢業(yè)考試。我也想去，但父親堅決不同意，他要我參加完高中畢業(yè)考試再走，他認為讀了這么幾年書，不正正經經拿到畢業(yè)文憑，太可惜了。

于是，我只好請在北京的堂兄康國雋，三叔康心之的兒子，我給他打了電話，我就說了幾個志愿，當時報考的時候沒有去想畢業(yè)后找工作的事情，就是要考名牌大學的名牌專業(yè)。我一共選了五個志愿，有北京大學的文學系，南開大學的經濟系，還有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都是名牌。我的第二志愿就是南開大學經濟系。我那個堂兄就幫我在北京報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