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老婆對我也是高標準嚴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學習、賺錢。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國，沒有成功，我就轉了個方向繼續(xù)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須要讓家里有錢花，這樣我就可以讓老婆對我的危機感往后延續(xù)一點，盡管當時我不覺得能夠解除這個危機感。當時有錢花的標志其實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蘇的，我在長江邊上，她在海河邊上，所以都喜歡吃魚。我們兩個都是工薪階層，都是大學里的普通老師，因為沒有錢，我當時買魚就專門買死魚，因為死魚只要兩塊錢一斤或一條這樣子，活魚就變成了六七塊錢。我記得的一個轉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訓機構的課以后，開始是一二百塊錢一個月，后來就變成了六七百塊錢一個月。當時我老婆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我們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從中央音樂學院回來以后肯定不能給我做飯，晚上一般我就負責做飯。記得有一次她下班回來以后，發(fā)現(xiàn)魚湯是用活魚做的，就很開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們生活的轉折點，從此以后她開始對我變得溫柔了，因為能吃到活魚了。

出國不成，積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選擇，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課謀取生活費用。從1988年開始，三年多聯(lián)系出國的經(jīng)歷，使我對出國考試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時的中國已經(jīng)進入了20世紀90年代，大家已經(jīng)開始明目張膽地為出國而拼命。這個時候北京的TOEFL、GRE培訓班已經(jīng)遍地開花，就連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訓班。北大里面的培訓班輪不到我去教，因為老資格的人把職位全占滿了，我又需要錢，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課，這樣可以額外收入一些錢，但是我這個人天生有一點點經(jīng)商的頭腦，看著很多同行都在招生辦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計算了一下，作為一個代課教師，而且自認為是一個授課頂好的教師，我只拿到了招生費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為我的工資，怎么想也覺得自己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我覺得如果自己辦培訓班的話，無論如何都會比那些學校和那些老師辦得更好的。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個老師聯(lián)合辦班的想法，他想辦法蓋上民辦學校招生的章以后，我們倆就在北大校園張貼廣告開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們兩個人的預計，而且還有些學生是慕名而來，取得了開門紅，這個班的誕生就給我?guī)砹艘粋€意外的“驚喜”。

這個辦班的過程實際上帶來了什么呢？它的出現(xiàn)直接導致了北大的英語短期培訓班的學生數(shù)量的銳減，因為有一部分學生被吸引到我這邊來上課了，這種情況引起了當時的英語系領導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上升到最后，就變成了北大給我了一個行政記過處分。

按理說，我在北大租用禮堂做講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長肯定是管不到這個事情的，他們也沒這個時間和精力關注我的一舉一動。北大校園里還能關注我、對我感興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給我處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關者們。北大處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課，違反了學校的規(guī)定，深層原因則是和北大的英語短期培訓班上課的學生人數(shù)減少，導致培訓費的收入減少有關，引起了那些利益相關者的不滿，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個英語系的死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