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俱樂部以一開始的活動場所在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主要成員有王揖唐、王印川、劉恩格、黃云鵬、田應(yīng)璜、解樹強、江紹杰等人。最早這個俱樂部只是一個請宴狎妓的風(fēng)月場所，但在1918年，徐樹錚認(rèn)為有必要成立一個皖系所控制的政黨，于是于1918年3月7日，在安福胡同梁宅正式成立了一個“安福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無政黨之名，有政黨之實，但說是政黨，又沒有任何黨綱方針，一切都唯皖系馬首是瞻，非國會議員不吸收入會。因此，這是一個皖系操控下的政客組織。安福俱樂部出現(xiàn)后的第一件“大功”就是控制了國會。在張勛復(fù)辟失敗后，段祺瑞拒絕恢復(fù)國民黨占多數(shù)的舊國會。1917年9月，北京政府以總統(tǒng)馮國璋的名義發(fā)布命令，組織了一個臨時參議院，對《國會組織法》和《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進行了修正，大大減少議員名額，并限制選舉權(quán)和被選舉權(quán)，1918年3月正式宣布根據(jù)新的選舉法規(guī)進行國會選舉。5月至6月，國會選舉正式進行，安福系在財大氣粗的皖系軍閥的支持下，用賄選、利誘、舞弊、威脅等手段，在參眾兩院共計472席中獲得了330余席，成為國會的第一大黨。這一屆國會因此被稱為“安福國會”。

有了這樣一個國會撐腰，段祺瑞更是一手遮天。直系的總統(tǒng)馮國璋在此期間與段祺瑞再度鬧翻。馮國璋于1917年11月宣布解除段祺瑞總理職務(wù)。段祺瑞一方面勾結(jié)奉系張作霖對馮國璋施加軍事壓力，一方面利用國會拆馮國璋的臺，在下野不到半年的情況下，馮國璋在1918年3月再度請回段祺瑞任總理。到1918年10月，馮國璋總統(tǒng)任期屆滿，皖直兩派通過妥協(xié)，由“安福國會”選舉了北洋大佬徐世昌為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一職則因為各方博弈未果而一直空缺。徐世昌就職后，段祺瑞雖然不再擔(dān)任總理，但仍然通過政府內(nèi)安插的皖系親信和“安福國會”控制著政局。

至此，北京的民國政府完全成為北洋軍閥們手中的玩具。所謂的“民主共和”也成了一個笑柄。無論是國會還是政府中，軍閥們用金錢說話，用刀槍交流，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任何一個人物的起落背后都有各大派系的骯臟交易。政府和國會成為政客們上演一幕又一幕政治丑劇的舞臺，戲碼令人作嘔，老百姓看得昏昏欲睡，厭煩不已。那么，究竟該怎么樣來改變這個現(xiàn)狀呢？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再度給出了一個解決之道。

二、“吾國大患，莫大于武人爭雄” 護法運動的教訓(xùn)

在張勛復(fù)辟后，孫中山于1917年6月離開上海南下廣州。是時，段祺瑞討平張勛，但并不提恢復(fù)《臨時約法》，也不恢復(fù)舊國會，而是另起爐灶，準(zhǔn)備籌建新國會作為自己的政治工具。有感于此，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就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向全國發(fā)出倡議。舊國會的議員王正廷、孫洪伊、唐紹儀等人紛紛南下，海軍總長程璧光亦帶領(lǐng)海軍南下。革命黨人希望能依靠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等人的勢力對抗北洋軍閥，而西南軍閥對段祺瑞政府推動的“武力統(tǒng)一”政策也深懷戒懼之心，因此愿意支持孫中山。

8月25日，在廣州的舊國會議員召開了國會非常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9月1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次日，選舉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規(guī)定在《臨時約法》效力未恢復(fù)以前，中華民國行政權(quán)由大元帥行之，元帥協(xié)助大元帥處理政務(wù)。孫中山又任命伍廷芳為外交總長，孫洪伊為內(nèi)政總長，唐紹儀為財政總長，胡漢民為交通總長，張開儒為陸軍總長，程璧光為海軍總長，章太炎為大元帥府秘書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廣州軍政府的成立，標(biāo)志著南北兩個政府分裂對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1917年9月，北洋政府段祺瑞正式發(fā)文通緝孫中山以及南方國會議員等，而10月，南方護法軍政府正式宣布段祺瑞為“首逆”。北洋軍打著武力統(tǒng)一的旗幟南下，西南軍閥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立刻起兵對抗，陸榮廷決定自廣東派軍援助，與湘軍程潛等部在湖南反擊北洋軍。戰(zhàn)至半酣，北洋軍中直系的王汝賢、范國璋突然聲明停戰(zhàn)，北洋軍撤兵，皖系措手不及，長沙為護法軍所占領(lǐ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