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種主張則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國粹主義”，希望從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1888年，日本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井上圓了等學者共同組建了一個名為“政教社”的團體。在政教社的機關雜志《日本人》第二期所發(fā)表的《“日本人”胸懷之志的告白》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國粹主義”的思想。文中說：“吾輩所抱的主旨大義，實際在于以日本的國粹為精神，以之它為精髓，然后能夠臨機而進退去就 大和民族也不可不在有形、無形中順應這些變革，但是順應這些變革的標準應歸因于保存國粹，這確是顛撲不破的大法?！敝举R重昂等人認為應該保存日本“國民性”，發(fā)揮“國民性”的優(yōu)點，反對鹿鳴館式的全盤西化。在中國，梁啟超也提出了“保存國粹”的主張，認為“養(yǎng)成國民，當以保存國粹為主義”。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qū)章太炎深受日本國粹主義派的影響，他大力提倡“以國粹激動種姓”，希望借宣傳國粹來增強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同時，章太炎還認為，國學是一國之所以區(qū)別他國的標志，有了國學，即便國家滅亡，精神仍存。章太炎希望用國學來喚起一種“同類意識”，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團結，抵抗外族的侵略。

國粹主義進一步向“亞細亞主義”延伸，就在20世紀初形成一股“拯救亞洲”的思潮。1904 19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雖然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進行的一場戰(zhàn)爭，但在戰(zhàn)爭前后，許多在日留學生也參與了拒俄運動，他們把日俄戰(zhàn)爭看做是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對抗。而日本的勝利更是讓一些人歡欣鼓舞，因為這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打破了歐美列強營造的白種人種族優(yōu)越論的神話。在戰(zhàn)后，歐美一度掀起的“黃禍”論也更促使東亞民族開始思索如何通過“種族團結”來共同應對西方列強的威脅。日本一些人士也開始著力研究中國，并組建“東亞同文會”等組織，鼓吹東亞“同文同種”。一些日本“浪人”也開始積極參與到中國的民主革命中去。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日俄戰(zhàn)爭無疑在客觀上喚醒了亞洲尤其是東亞民族的解放運動意識。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亞細亞主義”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險傾向，它在后來被日本帝國主義引用作為擴大對亞洲各國侵略的理論工具，亞細亞主義的進步性質(zhì)完全被抹殺，甚至加入了法西斯主義的元素。原本的一些日本國粹主義和亞細亞主義的學者如北一輝等人也紛紛轉(zhuǎn)變到以對外擴張以目的的軌跡上。

中國的辛亥革命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產(chǎn)生的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革命。我們在看辛亥革命的時候，絕對不能孤立地將之看做是一場反滿的民主革命，而應該將之看做是近代東亞歷史大背景下發(fā)生的一次“自救”運動，一次為追求民族獨立和自由解放而發(fā)起的革命運動，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為解決中國問題作出的一次嘗試。

二、革命改良二選一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對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后，開始了另一場新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焦點是：究竟中國該實行革命，還是改良立憲。

清末的報刊上，吵架的場面蔚為壯觀。改良派和革命派各有支持者為他們搖旗吶喊。在這場大討論中，國人真正接受了一次民主運動的洗禮。

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出現(xiàn)的時間并不比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晚。作為革命先驅(qū)者的孫中山出生于廣東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1878年前往美國檀香山，在其兄孫眉的資助下完成學業(yè)。在這期間，他也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并于1895年在香港組織興中會總部，以“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為綱領。同年，孫中山籌劃在廣州發(fā)動起義，因行事不密，起義流產(chǎn)導致陸?zhàn)〇|等人犧牲。孫中山遂流亡海外，考察歐美各國后，孫中山于1897年抵達日本，在日本繼續(xù)組織革命宣傳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