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韓國有許多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機構和專家。比如韓國對魯迅的研究，所出版的研究魯迅的叢書，洋洋大觀，相當驚人。幾年前我第一次到韓國外國語大學時，看到樸教授的辦公室的書架上有一大排研究魯迅的專著，當時我驚得啞然失語，說不出話來。然反觀在中國研究韓國文學的情況，除了社科院和高校中的個別韓語教師，那就相對少得多了。其研究專著，也相對較少。形成這種研究狀況偏差的原因，當然是兩國的文化和歷史的根由。但在這里我想說的是，韓國研究者、批評家無論如何，他們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尊重都令人敬佩，而中國的那些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則更愿意把目光投向歐洲和美國，而疏忽了我們周邊的人口較少、土地面積也較小，但其文化、文學一樣值得尊重、研究的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等友鄰。比起以上我說的這些國家，中國研究者對韓國文化、文學的研究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比較中國研究者對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的重視，顯然這又是不夠的。而這種存有偏差的研究和尊重，反過來也從更深的層面上，主導和影響著讀者和出版機構對兩國文學的翻譯和選擇。

四、國情現(xiàn)實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和主導。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這30年來中國在經(jīng)濟上的巨大變化令世人矚目，但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開放與解放，和其經(jīng)濟發(fā)展相比，是相當不夠均衡的。一句話，經(jīng)濟發(fā)展如一列奔馳不停的高速列車——可惜，幾個月前中國的高速列車在溫州出了大問題——而我們政治的開放、政治的發(fā)展，還多少有些像烏龜?shù)呐佬?。一方面是?jīng)濟發(fā)展的高速列車，一方面是思想和意識緩慢爬行的烏龜，這種失衡的狀況，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和韓國出版部門對中國文學作品翻譯的選擇。比如中國作家協(xié)會最近出錢請國外翻譯100部他們推薦的文學作品。那么，30年來除了這100部作品之外，就沒有更好的文學作品嗎？這100部中，真的就是每一部都具有文學價值嗎？還有包括韓國在內(nèi)的其他的全世界的國家，都特別關注中國那些被爭論、被禁止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當然有賣點。它們在中國被禁了，也理應受到他國出版者的注目。但以我自己反復被禁、被爭論的經(jīng)歷而言，必須承認，一部書被禁并不等于說它就是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如《為人民服務》，它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有很多叫好聲和稱道聲，但如果你們有機會看了我的《堅硬如水》和別的作家的一些寫“文革”的小說，你們就不會那么稱道《為人民服務》了。無論是中國作協(xié)推薦的100部文學作品，還是中國每年都被禁、被批、被爭論的那些作品，它們也許確實值得翻譯和推介，但不能忽視那些沒有被推薦、被爭論的極有特色的作家和作品。也許后者，才是更值得關注和翻譯的。與此情況相比，韓國被禁、被批的作品幾乎沒有，但那些真正具有文學品位，又受到讀者和市場冷遇的文學作品，才是更值得中國的出版機構和讀者介紹和翻譯的，也是更值得我們大家共同推介給中國讀者的。

201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