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筒道里見到紅丹使我異常吃驚，我雖以“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的罪名被抓進監(jiān)獄，但我本人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存在，更不知道這個組織都有哪些成員，紅丹在筒道里出現，使我對自己的案情更加撲朔迷離。直到我和一凡出獄幾年之后我們才大致明白，我和一凡被牽進去正是由于紅丹的男朋友—所謂的“第四國際”，不過是他輕狂的夸夸其談。

紅丹的父親鄭新潮是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的老干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為特務，列入槍殺名單，糾偏時幸免于難。抗戰(zhàn)勝利后，他輾轉到了東北牡丹江創(chuàng)辦軍馬場，在解放戰(zhàn)爭和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為前方輸送了上萬匹軍馬。一九五○年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他時贊揚他，熟悉生物學、物種學，為軍馬建設打下了有利的基礎。一九五七年—又是一九五七年！這真是一個躲不過去的年份—他因不同意取消軍馬場而被劃為右派，被趕回老家邢臺，兒女們因此飽受歧視之苦、流離之苦。曉丹因此而對《出身論》有強烈共鳴，也因此而亡命黃泉。紅丹出獄后回到了邢臺，恢復高考后在當地上了大學，學了英文，又當了教師。后來聽說她考了研究生，再后來聽說她到了美國，這期間我們居然沒有再見過面。

一九八九年我和丁東、徐友漁合編了《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美國一家電臺打來越洋電話采訪我，交談中才知道采訪我的記者的丈夫是紅丹的同班同學，通過她我和紅丹才有了聯系。次年她回國探親，我們相約在復興門肯德基店見面。自我從牢門上的洞里最后一次看見她的一九七六年算起，這中間已經相隔了二十多年。在這將近四分之一的世紀里，我們都經歷了許多預想不到的事情，如今我們共同的朋友一凡已經離我們而去，時間、空間和心里的距離已經遠遠超過了那兩年同案遭難、同監(jiān)坐牢的共同點，本來打算見面要從她那里澄清的事情我已經沒有心情再談。這使我更加堅定地認為，沒有哪一種經歷是不可以逾越的，沒有哪一種體驗是不可以磨滅的，它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境遇的變化而改變，并修改著你對所謂客觀的記憶，你會隨時為自己的變化而找出合理的解釋，原諒自己縱容自己以至于渾然不覺。小時候我父親的終生好友陳伯伯對我說過一句話我始終記在心里，他說：舌頭是壞東西，因為它不長骨頭。那么頭腦呢？心靈呢？人將依傍什么支撐自己的精神？精神對人又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本來我覺得自己已經曾經滄海身經百戰(zhàn)，但這種時候我常常又會吃驚和苦惱于自己的迷惑和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