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有朋友曾說，”作者寫道，“我的寫作美化了生活。為此，我曾想給這本書命名為‘美化，直至死’。與其說是想響應(yīng)這善意的批評，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的孤絕。作為人，作為女人，作為母親，當(dāng)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臨困境的時候，你怎樣論證活著的正當(dāng)性？作為歷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你怎樣能夠保持內(nèi)心的高傲和寧靜？然而我們終于還是活著。所以我寫作——正如史鐵生所說，寫作是為活著尋找理由?！?/p>

這個回答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雖很模糊，但是滲透全書。這是我的主觀感覺，很可能作者不會同意。

理想主義者也可能有虛無主義情緒嗎？有的。我們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中看到過，在章太炎的“五無”言說里看到過，在魯迅的許多作品、特別是《野草》諸什中看到過……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個現(xiàn)實的前提。奴隸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嚴(yán)……都是歷史中的自然。無前提的“主義”，不過是一個空筐。誰都可以裝進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烏托邦）的東西。什么也不裝，讓它空著（如佛陀老莊），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變可能（或不可能）為現(xiàn)實，這就是意義的追尋。追尋就是意義，過程是意義的現(xiàn)實。過程的終結(jié)如果不能成為新的追尋的起點，那就會歸于虛無。所以理想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兩個貌似相反的東西，實際上走得最近。個體逃避虛無，往往逃入群體（宗教、國族、組織等等）。群體無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態(tài)、叢林法則等等）。在這里，理想主義的徐曉，也還是“出山時節(jié)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常常在寫作中躊躇?！?/p>

躊躇的結(jié)果，是刪除了不好的東西，留下了好的東西。“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xì)節(jié)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唯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凄婉，卻飄散著絲絲縷縷的溫情。我愿意把這傳達(dá)給我的兒子，傳達(dá)給所有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多么重要。”

躊躇，是為他人著想。

為后來的人們——因為愛。

為需要被刪節(jié)的人們——因為悲憫。

因為對別人重要，所以對自己重要。

別人比自己重要，這就是群體意識。

徐曉的愛和悲憫，植根于天性，本來屬于個體。但同時，這樣的天性，又使她的群體意識壓倒了已經(jīng)覺醒的個體意識。她力求用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去照亮歷史無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類文明的一切痕跡之前，把沒有爬滿虱子的袍，留存給后來的人們。

這使我想起杰克?倫敦的《女人的剛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對男女在無邊無際、不見人煙的冰天雪地里艱難跋涉。干糧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終于還是吃完。帕蘇卡餓死前，把一袋干糧給了理查德。那是她每天從自己的一份中偷偷省下、偷偷藏著的。

這樣的愛，當(dāng)然偉大。這樣的意志，當(dāng)然超強。但這偉大和超強，卻是以超弱——死亡來標(biāo)志的。形而下的事實屬于個體，形而上的價值屬于群體。據(jù)說群體和個體應(yīng)當(dāng)統(tǒng)一，我也這么想過。但是我不知道，這矛盾該怎么解決？

不能解決。任何解決方案，其程序設(shè)計都必須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會利益的強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稱的價值原則背道而馳。所謂“政治是骯臟的”，也是歷史中的自然，不可避免。一個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個“不夠資格的政治犯”）獨立個體，一個但知有道不知有術(shù)的純粹理想主義者，只在精神領(lǐng)域、只在價值觀的層面上尋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對歷史中的自然——這個現(xiàn)代叢林，難免和虛無主義相遇：誰愛得最多，誰就注定了是個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價值何在。

充滿著神秘與眼淚的理想主義……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或許是一抹殘陽，或許是一縷陰影，但對于今后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存在。在他們身上，構(gòu)成遺傳的染色體已經(jīng)變異了。無法理解不是他們的錯。既然如此，既然我們的精神財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貶值，我們創(chuàng)造它的努力豈不是無效勞動？血腥暴力荒誕滑稽等等，是我們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義的前提，把它留給后人作為歷史判斷的參照系，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溫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刪除，豈不更好？還有，刪除了故事，還有“從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嗎？

虛無主義這個怪物，原本與徐曉無緣。我想象，還沒有完全走出群體意識的她，在個體性寫作中與之狹路相逢，一定有些錯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為她已經(jīng)說了，她在寫作中躊躇）。

為逃避這個怪物，她稍稍進入了童話——我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