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聰：那回到《天國》這個片子的鏡頭語言上說，用了很多長鏡頭，包括三輪車在高速公路上很長的長鏡頭，那這些鏡頭語言的使用，是不是也出于您剛才所說的考慮呢？

王超：這次的電影語言上面或者說電影的觀察角度上面，我似乎又回到了《安陽嬰兒》，其實比《安陽嬰兒》做得更加徹底。

《安陽嬰兒》比如說一個吃飯的鏡頭，無論如何他是在一個情節(jié)鏈上的，他是作為一個情節(jié)鏈上的一個長久的凝視，那么這次可以說更加徹底，我放任了自己，或者說突圍了情節(jié)鏈上的視域，就是說這種長久的凝視不是依附于劇情，而是作為一個導演本身，一個真正的觀察者所看見所感受所能夠在超越劇本的現(xiàn)實時空中的游移或凝視。我五次去延安延川，我在那個閑人廣場和做獨立電影的一幫年輕人一起，在零下18 攝氏度，在陜北的農村里，縣城里，在延安，在延川，在大街小巷，我們找演員，找人，找場景、找服裝、找道具，這些實地尋找其實也是識別真相的過程。所以說這次長鏡頭其實也是觀察的語言本身，反思的語言本身，而不只是一個在劇情里的藝術語言本身。有些人可能會受不了，但藝術不是其次的，而是說它必須真正能給現(xiàn)實的思考以力量，它才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