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以前看，就會發(fā)現(xiàn)，不僅是現(xiàn)在，就是在以前，美國的外交也是以意識形態(tài)為目標，而不單純遵循利益論原則。比如說，二次大戰(zhàn)美國的參戰(zhàn)，就不是一個利益論能夠厘清的行為。美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在二戰(zhàn)前完全可以依照18世紀以來盛行的帝國主義邏輯，依據(jù)自己的實力，與當時占上風的帝國主義國家德國和日本來共同瓜分世界，當時的德日兩國出于對美國國力的畏懼，也有這個企圖，因此多次向美國示好。但美國還是站在了民主主義這一邊，參與了針對德、日法西斯的戰(zhàn)爭，付出了巨大的戰(zhàn)爭代價。從利益考量來講，美國參與二戰(zhàn)不是一個很經濟的、符合利益原則的行為。

這種人權外交、民主外交、自由權利外交從利益論角度來看很不明智。

首先，從利益論來講，別的國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權，不一定與美國的利益有直接的關系，依照利益論的邏輯，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只要別國政府支持美國在國際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該政府如何對待其人民。其次，一個最簡單的算計是，人權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國家的反彈，甚至可能產生對立面或敵對勢力，從而影響自己國家在國際上實現(xiàn)國家利益。但美國人卻不按照這個邏輯辦事，人權狀況以及民主與否，一直是美國對外交往中衡量敵友的一個標準，是美國對外交往中的一個重要要價。

事實上，美國因為堅持人權外交，并且因為經常將經濟制裁當做實現(xiàn)人權外交的一個手段，結果自己也經常為此付出代價。在制裁蘇丹的幾十年中，美國政府禁止企業(yè)參與石油管道鋪設等項目，美國的財團也失去了相應的市場。在克林頓時代，美國在與中國的幾次人權外交的較量中，都曾以經濟制裁要挾中國。但經濟制裁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做法，對華的經濟制裁，雖然意味著中國眾多的企業(yè)失去了美國市場，但也意味著眾多的美國企業(yè)，被排斥在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經濟增長體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