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稅最簡易的方法就是對易監(jiān)控的交易進行征稅，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自古以來進口關稅一直都是國家的一個收入來源的原因。古雅典對所有進口貨物統(tǒng)一征收1%的關稅，古羅馬也有類似的關稅，在奧古斯都朝時期，它占國家收入的1/4。中古時期的英國對各種進出口貨物征收每英鎊16便士的從價稅。這筆稅金的征收起初要征得商人會議的同意，但之后逐漸成為王室常規(guī)性收入，即為customs一詞的來歷（英文custom既指關稅，也含習慣、慣例的意思）。1249年后，國王開征羊毛出口特別稅，這之后也成了慣例：1398年，羊毛稅的終身征收權以及對酒和其他貨品的捐稅也都歸于國王（桶稅和磅稅）。

但對貿易征稅也有不足之處。如果對商品的征稅過高，就可能降低貿易量從而減少稅收收入。14世紀英國對羊毛出口征收的高關稅或許就是該行業(yè)逐漸衰敗的原因。另一方面，高進口關稅鼓勵走私。18世紀，“走私貿易”猖獗時，約2萬人涉及從事非法貿易，即使像英國這樣一個島國，想要防止大規(guī)模的逃稅也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進口關稅歧視原比國貨便宜的舶來品。自由貿易主義認為，關稅不僅是消費者的負擔（這是“自由貿易”得民心之處），也是對境內缺乏競爭力的廠商的庇護，從而總體降低了國際經濟的效率。低關稅能夠提高貿易量這一實用觀點，以及經濟是神授的，并具備自我調節(jié)機制這一新教的鮮明觀點，使得不少英國政治精英由19世紀20年代的托利黨人轉而成為擁護自由貿易主義者。結果，關稅大幅削減，而當貿易下降、軍事開支上升時，羅伯特·皮爾爵士不得不征收和平時期的所得稅來平衡預算。

歐洲大陸國家也在不同程度上仿效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這一貿易自由化進程在1870年達到巔峰。然而19世紀70年代工農業(yè)品價格的下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鐵路和海運費用的大幅下跌所致），很快促成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復興。自19世紀40年代，“曼徹斯特主義”就受到弗雷德里?！だ钏固氐冉洕鷮W家的指摘，李斯特認識到，德國新生紡織廠若沒有保護性關稅就無法與先進的英國紡織廠競爭。但貿易保護主義復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關稅的政治用途，提高關稅可以取得諸如農場主之類的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1878年，俾斯麥恢復了對工農業(yè)品進口關稅的征收，并在1902年達到戰(zhàn)前高峰。征收關稅不僅有利于俾斯麥自身所處的階級，即擁有土地的容克階級，也有效地分裂了敵對的自由黨。根據國聯數據，一戰(zhàn)前夕德國平均關稅稅率上升到12%，法國上漲到38%，英國仍為零。歐洲大陸對小麥關稅稅率的設定分別為德國36%，法國38%，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稅率更高。而俄國和美國卻是對進口的制造品課以重稅，拉美亦如此。1861~1871年，美國進口關稅稅率從14%上漲到46%，最后在30%趨于平穩(wěn)。1902年《福特利–麥克康伯關稅法》授權新成立的關稅委員會根據個案逐一征稅，當然一旦稅率設定，無論相對價格如何變化，它都將保持不動。

一戰(zhàn)后，貿易保護主義仍保持上升態(tài)勢。在主要的工業(yè)經濟國家中，關稅收入占進口貨物總價值之比從11%（1923~1926年）上升至18%（1932~1939年）。大蕭條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1929年10月~1930年6月美國《斯穆特–霍雷關稅法》審議遷延日久，該法案對多達22.1萬種貨品設定了稅率。即使往日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也選擇了貿易保護，它在1932年3月實行了10%的從價稅，并在1932年6月實施全國范圍的貿易保護（“帝國優(yōu)先權”）。和19世紀一樣，貿易保護主義不乏伶牙俐齒的辯士，1933年4月，凱恩斯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講中宣稱他“贊同那些減少而非增加國際經濟交流的主張”。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也慢慢才認識到貿易保護是一場“拖窮鄰國”的傷人損己的游戲。當然，在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世界里，征收關稅無疑比單方面實行自由貿易要妥善，但更明智的做法是先通過雙邊協定，再在二戰(zhàn)后通過關稅與貿易多邊總協定共同消除關稅堡壘。亞當·斯密在18世紀就教導我們，降低稅率可以促進貿易，增加稅收收入，這一點在經歷過痛苦之后才再次被認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