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到20世紀70年代，經(jīng)濟學家阿琳·萊博維茨和一些學者首先發(fā)現(xiàn)，如果其他條件相同，那么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愿意花時間和精力關心孩子。顯然，隨著女性眼界的開闊和機會的增多，她們對自己的子女也會抱更高的期望。她們推遲育齡，優(yōu)生節(jié)育，在每個孩子身上投入更多時間和財力。在世界各地，在各大洲和不同的文明當中，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她們不再是“生”孩子，而是“生育”孩子，經(jīng)濟學家特德·舒爾茨將此稱為人力生產(chǎn)“從量到質(zhì)”的轉(zhuǎn)變。

萊博維茨推測說，隨著一般美國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多地參加有償勞動，她們也許會在孩子身上花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時間。她的預見驚人的準確。社會學家、經(jīng)濟學家、人口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報道說，人們在養(yǎng)育后代的問題上發(fā)生了從量到質(zhì)的深刻轉(zhuǎn)變，不僅在美國，幾乎世界各地都概莫能外。例如，學者們進一步證實，從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白人已婚母親照看每個孩子（也就是喂飯、洗澡等）所花費的時間，幾乎翻了一番，而這一時期婦女教育和發(fā)展機會的改善不亞于一場革命?？偟恼f來，1985年，母親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比20年代要多。康奈爾大學的家庭經(jīng)濟學家基思·布賴恩特和猶他大學的凱瑟琳·齊克研究了20年代美國農(nóng)場主婦們的生活日記，他們發(fā)現(xiàn)，主婦們的家務極其繁重，沒時間照看眾多子女中的任何一個。

社會學家還發(fā)現(xiàn)，盡管60年代以來母親外出工作已形成潮流，但與那時相比，今天的母親為孩子花的時間即使不是更多，至少也旗鼓相當。例如，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家莎倫·海斯發(fā)現(xiàn)，她采訪的那些職業(yè)女性雖然日程繁忙，但使用的育兒方法比受教育較少的女性更細致、更費時。她們不僅同孩子多說話，多給孩子念歌謠講故事，而且喜歡讓孩子自主選擇。她們不是命令孩子嚴守規(guī)矩，而是更喜歡協(xié)商，更重視培養(yǎng)孩子獨立的批判式思維，這比單純地立規(guī)矩要更費時間。但海斯也注意到，不同社會階層的女性現(xiàn)在都認為，生兒育女是件嚴肅的事，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海斯說：“那些外婆們向我承認，她們女兒在自己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要比她們當年多得多。”

華盛頓的桑德拉·艾斯賓諾莎是有兩個孩子的已婚母親，她是這種母親意志的絕好證明。她在兒子小學附近的一戶家庭做了6年全職女傭。又有5年多，她一邊做女傭，一邊教外國人英語。她每天必須早上6點半起床，給家人準備早餐，給做機械師的丈夫備好午餐盒。然后，她乘公交車穿城趕到授課地點，課程從早8點開始，到下午2點半結(jié)束。然后，再乘公交車到第二個雇主家，那兒有一大堆臟盤子、凌亂的床鋪、一大摞臟衣服和其他雜務等著她。4小時后，晚7點，她動身回家，回去還要做晚飯、料理家務，就這樣沒完沒了地干呀、干呀……

這些年里，艾斯賓諾莎太太最關心的便是幾個孩子。她和丈夫從沒有單獨外出吃過飯，也沒休過假，沒有健身時間。他們生活的中心就是教堂和孩子。

她的兒子拉斐爾是我兒子的朋友，他在母親的鼓勵下，參加了夏季課程的額外補習班。由于她的努力，兒子獲得了名額很少的夏季獎學金，去參加由市里舉辦的體育夏令營，他還參加了為期一周的商船旅行，這也是桑德拉給找的。她從不錯過任何一個訪校日或家長會，特別是正值孩子十二三歲的敏感時期。當女兒麗貝卡獲得為西班牙裔女孩設立的學院獎學金時，桑德拉才第一次走出那座城市，送女兒到弗吉尼亞上學。

我最近和艾斯賓諾莎太太聊過，她告訴我，她最終決定減少工作量，把那份女傭的活兒辭掉。她說：“我不能再干了，太累了，我都43歲了，孩子們都挺有出息，我也要歇歇了?！?/p> 桑德拉·艾斯賓諾莎太太的辛苦努力說明了，盡管一些因循守舊的人士竭力想證明母親外出就業(yè)的潮流如何影響了孩子的成長，但事實并非如此。就業(yè)的母親們在馬不停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