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yè)發(fā)行可轉換債券的目的是為了募集更多資金，它們對這種結果是極其不滿的。如果對沖基金買了它們的可轉換債券之后，隨即就把它們公司的股票拋售的話，它們自然不希望把自己的可轉換債券賣給對沖基金了。畢竟大持股人拋售股票對于企業(yè)來說是個災難，不僅股價會應聲而跌，更重要的是這無異于給市場一個負面的信號，在市場上對該公司的信心是個巨大的打擊。只有很少一部分對金融市場非常了解的人才會認識到，這樣賣空引起的股價暴跌跟市場信心毫無關系，只是對沖基金在購買可轉換債券之后的一個單純套現舉動。布蘭頓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必須對公司好言相勸，給它們洗腦，讓它們覺得自己是需要對沖基金的。對沖基金也向企業(yè)承諾了一些好處，比如可以在利息方面給企業(yè)打折，或者承諾大額認購企業(yè)的可轉換債券，這樣企業(yè)的融資計劃可以很快完成，其成本也相對較低。即便如此，企業(yè)對待對沖基金的態(tài)度也還是比較謹慎的?！?/p>

在現今華爾街的眼中，如阿里卡萊、法斯科夫和吉魯這樣的傳統(tǒng)大買家和收購基金，與對沖基金相比都變成了小兒科。他們支付的交易傭金本來就少得可憐，還要拼命擠壓微薄的交易邊際利潤。企業(yè)偏愛的共同基金投資者通常要花好幾個星期才能作出投資決定，投資銀行還要帶著它們的客戶去做為期四天的路演——要到波士頓、巴爾的摩、洛杉磯等地方去一一登門拜訪這些投資人，極其費時費力。這些被折騰得很惱火的投資銀行家不明白何苦要自找麻煩，如果是賣給對沖基金的話，他們隨時都可以簽字。

哈佛商學院的塞繆爾·海斯教授評論說：“終于，華爾街走到了不需要商業(yè)銀行客戶的那一步。除了美林證券這樣的公司，它們還沒有完全拋棄它們的傳統(tǒng)客戶，那是因為它們的零售網絡很強大，還可以通過這個網絡銷售一些其他的產品。”海斯教授桃李滿天下，他的門徒都是華爾街上鼎鼎大名的架構師，例如布魯斯·威澤斯坦、約瑟夫·佩雷拉，還有黑石集團的斯蒂芬·施瓦茨曼，但是這樣的成就并沒有讓海斯教授對華爾街的失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在華爾街和金融市場上和普通商業(yè)銀行之間其實應該有一個社會性的契約，華爾街通過證券市場不斷上漲的指數而獲得豐厚利潤，而同樣是金融系統(tǒng)里的商業(yè)銀行卻只能看著眼饞，所以雙方都有些互相不滿。”

咨詢公司交易邏輯的調查數據顯示，到了2005年，也就是法斯科夫和吉魯風塵仆仆地去紐約拜訪尼爾斯的那年，華爾街投資銀行收入的1/4來自其私募基金客戶，超過40%的收入來自其對沖基金客戶。一些調查報告表明，當時市場上差不多有

8 000家對沖基金，比5年前翻了一番，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高達一萬億美元，是5年前的3倍。對沖基金和收購基金在華爾街的重要地位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顯現，以對沖基金的代表公司黑石集團或收購基金中的翹楚KKR為例，它們不僅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它們都是由在金融行業(yè)里非常資深、幾乎被認為是業(yè)界傳奇的喬治·索羅斯和朱利安·羅伯遜領導的。但是到了21世紀初，對沖基金和收購基金的數量開始大規(guī)模擴張，吸引了大量的原華爾街投資銀行家，他們控制產品設計，主導交易進程，確保自己能占有交易的絕大部分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