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對，這也促使我們思考，誰占據(jù)著這個壇？

劉川鄂：像把作家養(yǎng)起來，給他錢，然后像分配生產(chǎn)任務(wù)一樣指派以寫作任務(wù)，這種方式與王小波的寫作，兩種方式哪種成功可能性更大，哪種自由寫作的空間更大，哪種更符合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要求？這是值得反思的。

葛紅兵：這也促使我思考另一個問題，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在90年代有沒有可能存活下去，存在還是死亡 如何活，并且活得有立場的問題。我身邊也有大量自由寫作的朋友，他們辭去公職，以寫作為生，對寫作飽含理想，內(nèi)心也有信念，但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一種健全的方式能保障他們自由地但是同時也是健全地而不是扭曲地活著。

劉川鄂：王小波的早逝與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是很有關(guān)系的，一間房子，臨死前還痛苦地叫過幾聲，鄰居們完全沒有反應(yīng)。

葛紅兵：這也促使我們對自由撰稿人給予更多關(guān)心，關(guān)心他存在的生活保障，更多的注視他們，這是很重要的，不要漠視他們，漠視可能是對一個作家最大的傷害，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漠視就等于殺死了他們。王小波的死給我們活著的人一個教訓(xùn)，我們?nèi)绾伪Ｗo(hù)這些天才。在時代的夾縫生存，他們受到的壓抑是最大的。主要的壓力也許來自生活，也可能來自其他方面。但我要說的是這種壓力可能并不一定來自體制，而是那些自以為代表著體制，自覺地不自覺地充當(dāng)其幫忙的人，如開研討會、改稿會，請誰不請誰，很多時候不是婆婆在講話，而是自認(rèn)為可以代表婆婆的小媳婦在壓制我們自己，她揣摩著婆婆的旨意，進(jìn)而比婆婆還婆婆，這也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地方。

鄧一光：王小波的現(xiàn)代精神沒有舶來的韻味，仿佛就是他與生俱來的。

葛紅兵：與他自己在文革期間受過創(chuàng)傷有關(guān)，王小波是具有反思精神的。

劉川鄂：對，他父親是個教授，一輩子寫一本書，到最后才在照顧下出版，這就是體制下生活的結(jié)果。而他是靠自己。

葛紅兵：王小波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就是如自我解放的問題。首先要能夠失去，王作為一個留學(xué)歸國人員，在北京大學(xué)這樣的中國最高學(xué)府占有一席之地，他在體制內(nèi)尋求一個教授的職位是很容易的。

劉川鄂：他不習(xí)慣于教授們站在一起合唱一首歌的方式，不習(xí)慣于某一個工作日的下午坐在一起聽文件的方式。這些東西對作家的創(chuàng)造力都是極大的傷害。自由知識分子憑什么這么媚俗？

葛紅兵：所以王給我們最大啟示可能還是自我解放問題。

劉川鄂：王小波作品中的性愛描寫也是被很多編輯所害怕，因?yàn)樗麑懙煤艹嗦?、很大膽、很隨意，無所不在地寫。我覺得作家寫性愛有很多種方式，勞倫斯式的性就是本能，郁達(dá)夫式的性就是欲望，金瓶梅式的性就是官能享受，王小波則把成人的性寫得非常自然。

鄧一光：對，自然這個詞非常好，在王小波的文本中性愛是必然的。

劉川鄂：以前作家給性愛以太多的道德和詩化，使“性”成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

葛紅兵：我在王小波作品中看到的性可能與精神壓力有關(guān)，他把性看作抵抗精神壓力的一種方式。

劉川鄂：對米蘭.昆德拉作品中的捷克人受到政治壓制還有一個釋放的渠道就是愛情，中國作家筆下的人物則完全被扭曲了。這可與張賢亮作一比較，張賢亮寫的是愛情中的政治，政治中的愛情，愛情只是政治的一個附屬物。

葛紅兵：張賢亮是在政治上受到壓迫后掠奪愛情，張賢亮其實(shí)不寫愛情。

劉川鄂：對兩性關(guān)系本身，張賢亮作品是沒有表現(xiàn)力度的。

葛紅兵：王小波寫的兩性之愛不是過去我們所習(xí)慣的那種精神之戀，而是在壓力下兩性如何互相安慰、互相撫慰，在一種濕寒的環(huán)境中用生命相互依偎，性愛被回歸到了性愛本身。這可能也是一種烏托邦，一種性愛烏托邦。但是總比道德主義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