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的要求和“全面建設小康”的奮斗目標，同時明確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把它與“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相并列。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29年（1949—1978）不可能有這樣的提法。改革開放的30多年，前24年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提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雖然明確宣告“非公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修正了過去“從屬”或“有益的補充”等提法，但是并沒有確認“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直到新中國成立53年之后的2002年，歷經無數次否定之否定，才正式確認“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這一經過53年的是非曲直才確立的認識，確實來之不易。應該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思想上的一大進步，也是對全人類進步事業(yè)的一次偉大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對非公有經濟曾經在一個不短的時期內有過不正確對待的歷史。

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曾經提出，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fā)展”。即使后來在1953年的《毛澤東選集》中編入此文時修改為“必要的發(fā)展”，那也總還是要允許發(fā)展的。這一正確論斷十分切合國情，頗具中國特色，曾經吸引了相當多的開明資本家參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

關于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共產黨原來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fā)展，待條件成熟，再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進入社會主義。直到1950年，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還是持這種觀點。例如，毛澤東1950年6月23日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二次會議上就說過，實行私營工業(yè)國有化和農業(yè)社會化，“還是在遙遠的將來”。但到1952年，毛澤東的觀點變了。他提出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急于宣布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宣稱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要推進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個體農業(yè)、個體手工業(yè)和私人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在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再是要等到“遙遠的將來”才向社會主義過渡。

為什么1952年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對非公有經濟的政策？主要是因為中國社會經濟發(fā)生了一些超出毛澤東原來預計的變化：一是抗美援朝的戰(zhàn)局基本穩(wěn)定，大規(guī)模的土改基本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奇跡般地提前完成。二是國營工業(yè)和私營工商業(yè)產值比重的變化，超出了原來的預期。國營比重由1949年的43.8%迅速上升到1952年的67.3%，超過了私營。三是經過“五反”，毛澤東在對私政策的“限制”、“利用”之外，又加上了“改造”，開始把私營工商業(yè)納入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出現了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tǒng)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四是國際上1952年斯大林發(fā)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設計了一整套產品經濟模式，把取消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標志。這一產品經濟模式，誘惑了幾乎整整一代帶有“左”傾思想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試圖提前改變所有制結構、提前實現“產品經濟”，即取消商品經濟的各種嘗試。畢竟提前宣告實現了社會主義是一件多么豪邁、激情而又十分誘人的創(chuàng)舉?！皵碉L流人物，還看今朝?！闭窃谶@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了一場“向左轉”的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后緊接著就在1956年敲鑼打鼓地實行“全面公私合營”，1958年全面人民公社化。再以后是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史無前例地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這個時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喧囂一時，連農民的自留地都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就不用再說城市的個體戶和私營工商業(yè)了。這是非公有經濟在中國幾乎瀕于覆滅的時期。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才稍許扭轉了對非公有經濟的過左認識。1978—1979年從城市下放到農村鍛煉的知識青年大批返城。知青總數有1 700萬人，相當于當時城市人口的1/10。當時諱言失業(yè)，有人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名詞——“待業(yè)青年”，總算留點面子。怎么解決這么多人的就業(yè)？問題是長時期地強調全民所有，集體經濟還要向國營經濟過渡，對個體經濟更是壓制和鄙視，就業(yè)范圍很窄。國營工業(yè)招工有限制，父母提前退休讓子女上崗頂替，人數也有限，游蕩的知青越來越多。民以食為天。于是，大街小巷，冒出了一大批城鎮(zhèn)個體戶：修車、修鞋、補鍋、照相、縫衣、開小吃攤鋪等等，正是這股知青返城大潮催生了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1979年薛暮橋寫文章呼吁，要準許搞個體勞動，廣開就業(yè)門路。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在紀念國慶30周年的講話中，承認“目前在有限范圍內繼續(xù)存在的城鄉(xiāng)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附屬和補充”。1978年年底統(tǒng)計，全國城鎮(zhèn)個體戶有14萬人，1979年發(fā)展到31萬人，1980年又增加到80.6萬人。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把個體經濟上升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