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山西籍的經(jīng)濟學家梁小民考證，范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寫進了《清史稿》的晉商。換一個角度來說，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區(qū)區(qū)500個字給清朝最重要的商幫集團——而且還因他是總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說是商人階層被正統(tǒng)史家邊緣化的一個佐證。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經(jīng)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項是，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jīng)營權，范家搖身而成鹽商之首。僅在長蘆一地，范家就持有鹽引10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計，就控制了食鹽2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qū)條件十分優(yōu)越，靠鹽場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網(wǎng)。1732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yè)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0多萬兩鹽課銀，面臨破產(chǎn)，范氏收購之。最興盛時，范氏供給1000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范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yè)貿(mào)易。清初以白銀為本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只有云南產(chǎn)銅（“滇銅”），礦源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本進口“洋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本銅，利潤極高，據(jù)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范家聯(lián)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mào)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販銅60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販銅140萬斤，占進口量的1/3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極盛之時，家產(chǎn)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06頃，各地房產(chǎn)達千余間。此外，范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參等貿(mào)易，并與英商進行玻璃貿(mào)易，開采鉛礦。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shù)厝俗鸱Q為“小金鑾殿”。

范家因官而興，所做生意也大多與政府有關，所以，其命運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軍情動蕩，運糧業(yè)務遭遇損失，戶部追繳262萬兩銀子，范家一時拿不出那么多白銀，約定分五期償還，由此種下衰敗的禍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價值已然耗盡，就成了被圍獵的對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權以銅礦開采殆盡為理由限制出口，曾經(jīng)暴利的銅業(yè)突然變得無利可圖，以皇商身份承包銅進口貿(mào)易的范家一時間進退失措，朝廷的官員們乘機催討官銅，范家只好到市場上去高價收購，由此欠下巨額債務。

兩年后，朝廷以欠款340萬兩白銀為由，抄辦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風光無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慘的盡頭。在這一部企業(yè)史上，介休范家的興衰史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個標本，“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樣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節(jié)相近，結局類似，從來沒有什么新意，這是最讓后人沮喪的地方。

大清帝國前后延續(xù)了268年，總共有10位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實際執(zhí)政64年），從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這段時期被稱為“康乾盛世”。

盛世的標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時全國人口約在1億到1.2億之間，乾隆晚年時已超過了3億；二是中央財政日漸豐腴，康熙去世時，國庫盈余有800萬兩白銀，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間生活的安逸，商人階層由儉入奢，工商繁榮。

然而在社會進步的意義上，“康乾盛世”其實是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周期性復蘇，中國社會仍然在超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下平鋪式地演進，在經(jīng)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沒有發(fā)生任何本質性的突破。民國學者傅斯年曾對此有深入研究，根據(jù)他的觀察，中國只要有70年穩(wěn)定期，必定重獲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tǒng)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中興，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康乾盛世”無非是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