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xiàn)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于城市,為政府及權貴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制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于數(shù)以萬計的市鎮(zhèn),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yè)分散于更為眾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根本無法發(fā)揮。
棉紡織業(yè)的繁榮以及專業(yè)化市鎮(zhèn)的崛起,催生出了一個重要的商業(yè)力量——靠棉布販銷為主業(yè)的江浙商幫因此而生。
江浙布商的財富膨脹與棉紡織業(yè)的家庭化有關。如前所述,一家一機的生產模式每年生產出6億匹棉布,而零散的農戶無法完成規(guī)模化的銷售,于是,圍繞著千萬家庭織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yè)鏈條和銷售體系,它們主要由布號商人、染坊與踹坊商人、遠途販售商人組成。
布號商人負責棉花和棉布的收購,他們先是從棉農手中把棉花收購進來,然后分發(fā)給織戶,再把織成的棉紗或棉布回收,從中漁利。自明初之后,華北、華東等地廣植棉花,然而華北因氣溫與濕度過低,不適于棉紡織工作,所以大量的棉花被運到江南銷售。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北部的湖州、嘉興、杭州是織戶最集中的地區(qū),布商就大量活躍在接近農村的市鎮(zhèn)中,以最小的距離,向分散的織戶收購棉布,這一帶因此成為全國紡織業(yè)的中心,僅松江、楓涇兩地就有數(shù)百家布號?!墩憬ㄖ尽酚涊d曰:“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易棉花以歸?!币话愣裕棏裘款I取二兩棉花,日后繳棉紗一兩,以為代價,余者為薄利。而布商則因量大而獲利頗豐,許仲元在《三異筆談》中記錄了一位張姓布商的情況:“其家產達巨萬之多,每到五更時分,張家就燈光通明,把收上來的上千匹布運送到蘇州的閶門,每匹布可賺到五十文,也就是說,一個清晨就可得五千金?!?
棉布和棉紗收購上來之后,需要進行印染和后整理,于是就有人投資經營染坊和踹坊,這些作坊大多開在城市的郊區(qū),以就近銷售?!堕L洲縣志》、《明實錄》和《木棉譜》等書記載了蘇州的景象:大江南北的棉布源源不斷地運抵蘇州,染坊和踹坊開設在閶門外的上塘和下塘,其中,染坊的分工很細,大多只專于一色,分為藍坊、紅坊、漂坊及雜色坊等,棉布被染色完成后,送進踹坊進行后整理,然后就制成了“布質緊薄而有光”的“蘇布”,販銷天下。到明末清初,閶門一帶的踹坊多達450家,踹匠不下萬人,其繁榮景象可以想見。
因棉布收購的市場化特征而不適合國家壟斷,所以棉紡織業(yè)成為一個完全競爭性的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大批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商人,蘇南和浙北——蘇錫常和杭嘉湖——也成為民間資本最為充沛和活躍的地區(qū)。
江浙布商之富見諸于眾多史籍。《木棉譜》的作者褚華本人就出身于富足的布商家庭,據(jù)他自述,褚家六代從事布業(yè),門下有數(shù)十人,四處開設布號收購棉布,獲利豐厚,以至于富甲一邑——“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更形容說,布商的財力雄厚,動輒可以使用數(shù)萬兩乃至數(shù)十萬兩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