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貨幣貶值期間新自由主義政策遭棄用，取而代之的“嚴厲計劃”使農村和城市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更趨惡化。1995年，墨西哥經濟縮水7%，喪失了100萬個就業(yè)崗位。這也同墨西哥的人口增長及其年齡結構有關，每年將近有100萬的新求職者涌入勞動力市場。根據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的統(tǒng)計數據，1996年墨西哥貨幣貶值后出現的銀行業(yè)危機造成國內生產總值12%的損失，比1991~1992年銀行系統(tǒng)私有化時總資產的兩倍還多。根據非官方估計，墨西哥顯性和隱性失業(yè)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已達25%。

約一半的人口淪為底層階級，從這一點可以部分地看出墨西哥自由主義改革的荒謬性。從市場改革中誕生的富裕階層甚至未將財富“涓滴”給中產階層，更別提處于底層的窮人了。財富“涓滴”理論在美國、英國等發(fā)達國家非常適用，在墨西哥卻成了博爾赫斯（Borgesian）式的《虛構集》。

1994年1月1日在恰帕斯州發(fā)生印第安人和農民叛亂。反叛者游擊武裝對殖民城市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發(fā)起攻擊。這場叛亂源于當地許多社會問題。參與者的核心目標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他們抗議眾多瑪雅原住民在土地保有權方面遭受了不公正待遇。這支所謂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①發(fā)動的元旦暴亂同時也是一場反抗墨西哥新自由主義霸權的運動。

但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對墨西哥的未來沒有任何完整的規(guī)劃。他們的領導人，神秘的副司令馬科斯（Marcos，后被確認為一個名叫拉法埃爾·塞巴斯蒂安·紀廉的教授），信奉毛澤東思想和后現代理論。即便如此，他領導的運動已被證明能夠獨立推翻墨西哥政府，只是沒有能力取而代之。

在這一層面上說，薩帕塔運動與其他拉美國家在過去20年發(fā)生的游擊隊暴動沒有什么區(qū)別。1996年12月29日，危地馬拉全國革命聯(lián)盟的游擊隊與阿爾瓦羅·阿爾蘇（Alvaro Arzu）總統(tǒng)領導的政府簽署和平條約，結束了1960年11月開始的造成15萬至25萬人死亡、100萬人民流離失所的戰(zhàn)爭。拉美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游擊戰(zhàn)爭的結束并不表明引發(fā)戰(zhàn)爭的憤怒與不滿得到了解決，而意味著危地馬拉獨裁統(tǒng)治者埃弗拉因·里奧斯·蒙特（Efrain Rios Montt）將軍20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焦土政策②取得了勝利。幾乎沒有觀察家認為，和平協(xié)定簽署后，危地馬拉會采取有效行動保護國內占據人口大多數的瑪雅原住民免遭歧視。同樣，副司令馬科斯領導的薩帕塔運動的命運也不可能有多大區(qū)別。

從1982年起墨西哥人民生活水平就幾乎一直處于停滯狀態(tài)，這與其自由市場實驗對政治生態(tài)的沖擊有關。構筑自由市場的努力瓦解了墨西哥延續(xù)60年的獨裁政體，但沒有建立起運轉良好的民主機制。1997年7月反對派的勝利標志著革命制度黨已走向衰落，然而這并不代表民主制顯示出威力。新自由主義時期國家機構的腐敗對墨西哥實行民主造成了巨大的可怕的障礙。

薩利納斯總統(tǒng)任期內連續(xù)發(fā)生的刺殺社會名流事件表明，以往主導墨西哥政壇的默契傳統(tǒng)已經被打破。這些刺殺事件包括：1993年5月，天主教會紅衣主教波薩達斯（Posadas）在瓜達拉哈拉機場被殺；1994年3月，薩利納斯總統(tǒng)一手提拔的革命制度黨總統(tǒng)候選人路易斯·唐納多·科洛西奧（Luis Donaldo Colosio）在提華納被殺；1994年9月，薩利納斯總統(tǒng)的妻弟，同時也是革命制度黨秘書長何塞·弗朗西斯科·魯伊斯·馬修（José Francisco Ruiz Massieu）被殺，其時正值塞迪略政府履新，他被指定為國會多數黨新領導人。是反對走向政治自由化的革命制度黨“恐龍”所為，還是毒品卡特爾為薩利納斯政府背棄與其秘密達成的互不侵犯約定而采取的報復行動？事實真相恐怕永遠也無人知曉。

1995年2月，前總統(tǒng)卡洛斯·薩利納斯的兄弟勞爾·薩利納斯（Raul Salinas）因共謀殺害何塞·弗朗西斯科·魯伊斯·馬修的罪名被捕入獄，1995年11月瑞士警方逮捕了勞爾·薩利納斯的妻子，因其試圖從其丈夫化名賬戶中提取8 000多萬美元。以上兩起事件點燃了許多墨西哥人的怒火，他們懷疑前總統(tǒng)和他的兄弟操縱私有化進程竊取了他們的財富，1997年2月著名的墨西哥城《進程》（Proceso）周刊公布的文件顯示，勞爾·薩利納斯、前墨西哥司法部副部長馬里奧·魯伊斯·馬修（Mario Ruiz Massieu，被害的何塞·弗朗西斯科·魯伊斯·馬修的兄弟）及墨西哥毒品卡特爾之間存在黑幕交易，前總統(tǒng)的律師團隊對此予以堅決否認，指責文件失實。事實真相撲朔迷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