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一個充滿隨機性的行業(yè)工作，你很可能經常痛苦地根據事后發(fā)生的事對過去的行為不斷地再三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最起碼你可以寫日記。

無限精確的錯誤

我們極為討厭抽象的東西。

2003年12月的一天，薩達姆?侯賽因被捕，彭博新聞社在13點01分打出了這樣的頭條：《美國國債價格上漲；侯賽因被捕可能不會抑制恐怖主義》。

每當市場有所變動，新聞媒體總感到有義務給出“原因”。一個半小時后，他們不得不打出一個新的頭條，因為美國國債價格下跌了。（美國國債價格是全天不斷波動的，所以這根本沒什么特別的。）彭博新聞社重新為價格下跌找到原因：薩達姆被捕（同一個薩達姆）。在13點31分，他們發(fā)布如下快報：《美國國債價格下跌；侯賽因被捕刺激了風險資產的吸引力》。

同一被捕事件（原因）被同時用來解釋另一事件及其相反事件，這顯然是錯誤的，后兩件事之間不可能有共同點。

這些媒體記者們是不是每天早上去護士那里接受多巴胺注射，從而使他們能夠更好地進行敘述？（請注意，興奮劑，即運動員為了提高成績而服用的各類非法藥物，與多巴胺有同樣的詞根。①）

這種情況總在發(fā)生：人們提出一個原因，好讓你接受一則新聞，同時讓事情看上去更具體。某個候選人在競選中失敗后，你會獲得這樣的“解釋”：選民不高興。只要你想得出來，任何原因都行。媒體則通過他們的事實檢驗軍團把這個過程變得“徹底”，似乎他們想要犯無限精確的錯誤（而不是接受正確的近似，就像寓言作家那樣）。

請注意，在沒有關于你遇到的某個人的其他信息的情況下，你習慣于把國籍和背景當做他的突出特性（就像那位意大利學者對我所做的那樣）。我怎么知道這種依賴背景的判斷是不正確的呢？我親自做了一個實證檢驗，我查看了在26個和我有相同背景并經歷了同一場戰(zhàn)爭的人中，有幾個交易商變成了懷疑經驗主義者，結果一個也沒有。國籍可以幫助你編造一個不錯的故事，滿足你尋找原因的胃口。它就像一個垃圾堆放點，所有解釋都能放到那里去，直到人們找出一個更為明顯的原因（比如某種“合理”的進化論論點）。實際上，人們習慣于用“國家身份”的理由自欺，《科學》雜志上的一篇由65名作者撰寫的突破性論文則顯示這種理由完全是假想的。（“國家特性”對電影來說或許是不錯的，尤其是戰(zhàn)爭題材，但它們是柏拉圖化的觀念，沒有任何經驗價值，而英國人和非英國人都錯誤地相信英國人具有“英國氣質”。）從經驗主義的角度講，性別、社會階層和職業(yè)對人們的行為比國籍更說明問題。（一名瑞典男性與一名多哥男性的相似性高于一名瑞典男性與一名瑞典女性的相似性，一名秘魯哲學家與一名蘇格蘭哲學家的相似性高于一名秘魯哲學家與一名秘魯看門人的相似性，諸如此類。）

過度尋找原因的問題不在于記者，而在于大眾。沒有人會花1美元購買某個無聊的大學講座的抽象統(tǒng)計學講義。我們喜歡聽故事，而這并沒有什么錯，只不過我們應該更徹底地審視故事是否嚴重扭曲了事實。有沒有可能虛構作品揭示了真相，而非虛構作品是撒謊者的港灣呢？有沒有可能寓言和故事比美國廣播公司經過徹底核實的新聞更接近事實呢？想一想，報紙努力發(fā)現(xiàn)完美的事實，但用一種試圖表現(xiàn)出因果關系（以及知識）的方式敘述。有人負責核實事實，卻沒有人負責核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