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年紀太輕，體會不到在黎巴嫩的樂趣，因為我成了反叛的理想主義者，并且很早就養(yǎng)成了對修道的偏好。我不喜歡炫耀財富，抵觸黎凡特文化中對奢侈的過度追求以及對與金錢相關(guān)的事物的迷戀。

十幾歲的時候，我巴不得搬到某個沒那么多007也沒那么乏味的大城市去。但在知識氛圍方面，我記得那里有一種特別的東西。我進入了即使法語科目也是獲得法國業(yè)士證書（即高中學歷）比例最高的法語中學之一。那里講的法語有一種純粹感：就像在革命前的俄國，基督徒和猶太黎凡特貴族階級（從伊斯坦布爾到亞歷山大）把法語當做身份的象征來說和寫一樣。最有特權(quán)的人被送往法國上學，就像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一樣；與我同名的祖父在1912年去往法國，我的外祖父則是在1929年。與這一語言上的階級差別一樣，2 000年前，勢利的黎凡特貴族說和寫希臘語，而不是本國的阿拉姆語。（《新約全書》是用我們的首都安提俄克糟糕的貴族希臘語寫的，使尼采不得不說“上帝說的是糟糕的希臘語”。）當希臘語變得太普遍的時候，他們開始說當時更為文學化的《古蘭經(jīng)》阿拉伯語。所以，這里除了被稱為“天堂”之外，據(jù)說還是被膚淺地打上“東方”和“西方”文化標簽的東西奇跡般交匯的地方。

關(guān)于付諸行動

我的個性形成于15歲，那年我被投入監(jiān)獄。我涉嫌的罪名是在一次學生暴亂中用水泥板襲擊警察。這是一次非常奇怪和復雜的事件，因為我的祖父當時是內(nèi)政部長，正是他簽署了鎮(zhèn)壓我們這次反叛行動的命令。一名警察被石頭打中頭部后，由于恐慌便向我們胡亂開槍，導致一名暴亂者被打死。我記得我處于暴亂的中心。我由于被捕而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感，而我的朋友們則既懼怕被抓進監(jiān)獄，又懼怕回家見到父母。我們的行動使政府心有余悸，因此他們給予了我們特赦。

顯示出把自己的觀點付諸行動的能力，并且絕不會因為“冒犯”或打擾其他人而有絲毫妥協(xié)，做到這一點有幾個明顯的好處。當時我處于憤怒的狀態(tài)，根本不管父母（和祖父）如何看待我。這使他們非常害怕我，因此我不能后退，甚至連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假如我隱瞞了參與暴亂的事實（像許多朋友做的那樣）并被發(fā)現(xiàn)，而不是公開蔑視一切，那我一定會被別人當做一個敗類。穿著非傳統(tǒng)的服飾，僅僅在裝扮上公然反叛是一回事（社會科學家和經(jīng)濟學家稱之為“廉價的標簽”），而證明有意志把信念付諸行動則是另一回事。

我的祖父對我的政治思想并不感到惱怒（因為這些想法總是來得快，去得也快），他生氣的是我因此而有了穿著邋遢的借口。在他看來，家門出此不雅之徒，實難忍受。

我被捕的消息很快不脛而走，這倒使我獲得了一點好處：它使我不再需要用十幾歲少年通常有的外在叛逆來表現(xiàn)自己。我發(fā)現(xiàn)，如果你不再一味說大話，表現(xiàn)得像個好孩子并且保持“理智”，那么情況便會好得多。你可以一會兒表現(xiàn)得具備同情心，一會兒表現(xiàn)出懶散，一會兒又表現(xiàn)得畢恭畢敬。在人們最不希望你那樣表現(xiàn)，而你的表現(xiàn)又完全合理的時候，你可以控告某人，或者以暴力對付敵人，只是為了顯示你能付諸行動。

“天堂”蒸發(fā)

在將近13個世紀奇跡般的共存后，一只橫空出世的黑天鵝把黎凡特這個地方從天堂變成了地獄?；酵胶湍滤沽种g爆發(fā)了激烈的內(nèi)戰(zhàn)，巴勒斯坦難民也加入穆斯林一方參戰(zhàn)。戰(zhàn)爭異常慘烈，因為戰(zhàn)斗就發(fā)生在市中心的居民區(qū)。這場戰(zhàn)爭持續(xù)時間超過了15年。在這里我不打算就這場戰(zhàn)爭進行太細致的描述。炮火和強大武器的發(fā)明使得形勢發(fā)展成了一系列一發(fā)而不可收的針鋒相對的戰(zhàn)斗，這要在之前的刀光劍影的時代，充其量只不過會使得形勢變得有些緊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