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國家已經接受通過這一類方法來測定社會愿意付出多大成本以避免人員傷亡。這類方法迎合公民的意愿，因而比那些根據經濟損失或其他客觀標準來計算的方法更具有民主色彩。如果運輸部確定美國民眾為了避免交通事故死亡，最多愿意支付580萬美元，那么它就有足夠的理由反對那些為了減少1個人死亡而預算超過580萬美元的道路改進方案。

農業(yè)部過去對于生命價值的計算在很大程度上與“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受害者的補償金的算法相同，根據死者生前的生產能力計算損失。不過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它改變了計算方式，轉而根據人們的支付意愿計算生命價值。如今，它有一套精密的計算系統(tǒng)，有人從中發(fā)現困擾了美國一年的139萬例沙門氏菌案件的社會成本是26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賠償415名因感染這種疾病而死亡的患者，該部官員認定每個死者生命的價值為540萬美元。

健康管理部門傾向于以年為單位來計算生命價值，而不愿意按一生來計算，它們的假定不無道理，即我們大家無論如何都會死，政府采取行動只可能稍稍推遲死亡時間，卻不能完全避免死亡。最復雜的分析法是把獲救生命的生活質量考慮在內，假定一個人疾病纏身或者喪失自理能力，他一年的生命價值要低于完全健康的人一年的生命價值。這樣就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衡量標準：質量調整生命年，即QALY。

交通部使用計算傷亡生命價值的等級體系來確定某條道路是否需要翻修或重新規(guī)劃，例如，輕傷的成本是正常生命的0。0002%；重傷的成本則是正常生命的3/4以上。食品與藥物管理局估計冠心病患者平均要少活13年，從患者方面來說，損失的價值大約是84萬美元。

有些國家的政府已經把這類工具作為評估和制定政策的標準。例如2003年，澳大利亞健康部門的經濟分析小組建議改變煙草制品包裝上的警示。他們的分析所依據的事實是，每年可以減少大約400個死亡病例，相當于每年2。5億澳元的收益，而每年的成本大約是1。3億澳元，也就是人們少抽煙造成了國家稅收的減少。

這些價值評估技術提供了計算國家財富的一個新方法。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把1970~2000年美國人預期壽命延長的價值加到一起，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國民財富平均每年增加5。4萬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