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一個問題浮現(xiàn)出來：西方文化是否已經(jīng)停止把“社會主體引入限制性的公共機構中”，與此同時，也消除了各種消極的情緒，通過創(chuàng)造一種意識形態(tài)使主體經(jīng)常處于壓力之下，以緩和他們生活中錯過了某些事情的感覺。

當我們聽到像勒讓德這樣的哲學家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限制的世界中，或者當心理分析學家推測越來越多的人不去內(nèi)化社會禁令，又或者社會學家強調(diào)人們感到不安全、不幸福是因為生活中有太多的選擇時，這些都意味著什么？我們真的生活在缺少限制的世界中嗎？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弄清楚怎樣去解釋限制。

拉康理論的基本觀點認為，學習說話使我們經(jīng)歷了象征物被閹割的過程，此后我們被視為有缺陷的。實施閹割的其實就是語言本身。當我們變成會說話的生命，我們身上就發(fā)生了一些明顯的改變：“天生的”行為變得更加復雜，我們的存在就其本身而論，完全沒有原始的快感和學會語言前的幸福享受。突然之間，我們需要用語言來滿足需求，隨后我們還需要應對已經(jīng)沒有最初生物聯(lián)系的欲望和內(nèi)在驅動力，但這些對我們的幸福感產(chǎn)生了根本的影響。我們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便開始接觸語言和文化，語言和文化不僅是拓展視野的方式，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禁止和限制原始能力的空間。我們接觸的禁令之一便是，禁止與最初照顧我們的人有亂倫的關系。在族長制背景下，這項禁令往往經(jīng)由父親傳達。但這項禁令不僅僅是通過一個簡單的“不”來限制母親和孩子的親密關系。將這項禁令灌輸給孩子時，父親甚至不需要出現(xiàn)，因為關鍵是母親（或者其他最初照顧孩子的人）對待孩子的方式，禁令是他們交談內(nèi)容的一部分。這就是拉康在談及象征性規(guī)則時用的術語是“父親之名”的原因。

雖然個人身上的這種缺陷被認為會導致某些必要快感的缺失，但它事實上是構成主體性的一塊基石。因為個人被打上有缺陷的烙印，他會一直努力去修復某個客體，他會認為這個客體可以體現(xiàn)那些缺失，可以彌補因此而喪失的樂趣。人們被打上有缺陷的烙印的事實恰恰是使其欲望保持活力的引擎。所以，我們不斷去追尋那些可以帶來滿足感的事物——可以是伙伴、孩子或者一件簡單的物品——并總對自己的選擇感到不滿意。與此同時，我們卻總覺得其他人正在享受著我們努力尋找的快感，這令我們既羨慕又嫉妒。

基于缺陷，個體遇到了一系列更深層次的問題：畢竟，大他者本身也有缺陷，社會的象征性秩序也自相矛盾，其他人也被打上有缺陷的烙印。因此，沒有大他者能夠安撫個體，并就個體擁護大他者有何目的的問題給出答案。個體發(fā)現(xiàn)自己一直在解釋：分析其他人所說的話并猜想其他人的肢體語言是什么意思。對個體而言，因焦慮而產(chǎn)生的最大困惑就是，在大他者的眼中，欲望是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