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fā)現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里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后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于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像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面也沒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么我編什么，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伙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fā)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說，萊布尼茲），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fā)現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為什么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見了面也好說話。按這種標準我國的圣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剌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里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剌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yè)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只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于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只會起反作用。對于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只從誠實的一面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面來理解。扯到這里，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qū)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于，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后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fā)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么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余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后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復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沖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么。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里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jié)制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剌子模，在那里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面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么，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