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陳銘樞。他在國民黨當政時期擔任過軍政要職，長時期反蔣，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民革中央常務委員。他因為篤信佛學，在20年代就慕名與梁漱溟結(jié)識，深知梁的思想和為人。他面對疾風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現(xiàn)實，不知從何說起。在氣氛十分緊張的時刻，他站立起來向毛澤東主席請教。他說：

現(xiàn)在看來，梁漱溟的問題是很嚴重了。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不明確，要請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錯誤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如果是政治問題，那就是革命與反革命之分，應該用別的辦法解決，而不必在此多費唇舌；如果是思想問題，那就可以另當別論，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辦法，使他逐漸醒悟，而不必操之過急。如何？請主席指示。

陳銘樞的發(fā)問，使熱鬧非凡的會場剎那間一片寂靜。大家都不約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主席臺，注視著毛澤東主席。毛澤東略加沉思后從容地說：“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公開站在地主資產(chǎn)階級立場上說話，但沒有發(fā)現(xiàn)他暗中有什么活動，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他與美帝國主義和臺灣有什么聯(lián)系，因此他的問題仍屬于思想范圍的問題，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當政協(xié)委員的資格。對于他的反動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嚴厲批判也不行?！?/p>

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10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動中，李濟深和張瀾兩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臺上，始終保持沉默。應該指出的有兩點：第一，李、張二先生當時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一位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位是民盟中央主席，地位和影響超過何香凝和陳銘樞；第二，張瀾先生是從頭到尾沒有說話，但李濟深先生在會議沒有轉(zhuǎn)入批梁之前，即9月12日梁漱溟在政協(xié)常委擴大會議上發(fā)言時，曾簡單表示過梁漱溟提出的農(nóng)民問題值得注意，實際上已表示了態(tài)度。后來會議轉(zhuǎn)入批梁，李不再說話。

至于李濟深、張瀾二先生與梁漱溟在歷史上的交往，也有必要作簡要的補述。

李濟深（任潮）與梁漱溟相交在青年時代。1922年梁漱溟29歲時，決定拋棄出世思想，李即由摯友伍庸伯（觀淇）介紹其妻妹黃靖賢與梁漱溟婚配。在這之前好幾年，伍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庫馮竹賢家講授《大學》，梁是經(jīng)常聽講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見，同另一位聽講者李濟深相識。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經(jīng)伍庸伯推薦，李任潮離開任職的北洋政府陸軍部，到廣州任粵軍第一師副師長，后追隨孫中山先生，逐漸在廣東發(fā)跡。1927年，李濟深成為廣東省的鐵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請到廣東去辦“鄉(xiāng)治”講習所，這是梁漱溟后來在河南、山東搞“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的開端。李、梁的交往和友情由此而進了一步。20年后，他們又各自走過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張瀾和梁漱溟都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瀾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是中央常務委員，并在1947年兼任民盟中央秘書長。張瀾對梁漱溟的思想和為人，深有了解。

在1953年9月下旬毛澤東嚴厲批判梁漱溟之后，李濟深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憂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種氣氛白熱化的場合說話，也不能事后去勸說梁漱溟幾句而解決這個難題。他深知張瀾先生與梁的關(guān)系，又見著張也同他一樣始終在會上一言不發(fā)。他決意登門找張表老（張瀾字表方）面商，共議良策，幫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靈犀一點通。李任潮剛剛在張表方的會客廳落座，張表老就捋著美須迎上前笑著說：“任潮兄是為梁先生的事而來的吧?！崩钰s忙起身握住張的手，連聲說：“對，對，我們想到一塊去了?！?/p>

兩位老人都認為，梁漱溟個性太硬，頂撞得毛澤東主席下不了臺，鑄成大錯，因而招來了這場災禍。怎么辦？自然要勸說梁漱溟作檢討，但他們又擔心梁這個人很難作出像樣的自我批評，而梁的問題又確實不是一般的檢討所能奏效的。他們認為，這里邊有誤會的成分，特別是毛澤東主席對梁的個性和為人，了解有限。因而他們商定，聯(lián)名給毛澤東主席寫信，首先批評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紹梁漱溟的性格和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這個人獨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寬容梁漱溟的過錯。李、張當場寫出這封短信，并提出如果主席有閑，還可以約他們面談、細說。兩位老人三言兩語完成這樁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氣，了卻了一件心事。

但李濟深與張瀾始終沒有接到毛澤東的回音。不久他們曾幾次因別的事見到毛澤東主席，但毛沒有向他們提及此事。幾個月后，二老看見梁漱溟已恢復參加各種活動，也沒有聽說梁漱溟受到什么處分，便逐漸放心，而沒有向毛澤東主席再提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