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學政治學

我在大學一年級無任何人指導的情況下，自覺地選擇了社會科學中最難的一個分支學科——政治學。這一抉擇對我來說是完全適合的，因為在我看來，政治學要比生物學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更適合我所接觸的“有機體”，或較能切合解決其中的實際問題，也就是我經常憂慮的問題。那時大小官吏可以為所欲為，洋人牧師可以在中國內地興教辦學，開設“怡和”、“太古”洋行，而中國人卻無宣泄其憤懣、抱怨和憎恨的途徑?！拔覀兊纳顩Q定于我們的思想”，我認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政治腐敗、官吏無能、生靈涂炭，這不是生物學和醫(yī)學所能解決得了的。我開始向往在祖國大地上鋪設“民主軌道”。

我在黃浦江邊發(fā)呆，有滿腔熱血。我曾為我的自卑而感到內疚，別人雖然富有，但不一定有我那副頭腦、那種思想、那腔熱血，我已經感到自己的胸脯挺了起來，從此就不再為自卑而悲傷了。

《格列弗游記》一書的作者喬納森·斯威夫特是英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悲觀主義者。他對自己的出身如此悲傷，以至于在生日那天又穿喪服又禁食；然而就是這個英國文學史上最大的悲觀主義者卻一方面處于極度沮喪的狀態(tài)，一方面贊揚歡樂和愉快這兩種能給人以健康的巨大力量。他宣稱：“世上最出色的醫(yī)生就是飲食醫(yī)生、安靜醫(yī)生和歡樂醫(yī)生?！?/p>

我對自己的專業(yè)選擇作出的決定，坎坷路上的第一次轉折，至感欣慰，決不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