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嘆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莊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后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后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后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后虛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對也?！彼饕牟牧希貏e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他的一位老學生李埏，在20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fā)現(xiàn)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布滿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捌渲R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p>

“太上教授”，妙語驚人

1938年，劉文典到西南聯(lián)大任教。他主講《文選》課，常常乘興隨意，不拘常規(guī)。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講到得意處，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一連講三四個小時，直到5點多鐘才下課。有一次，他上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他對同學們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后7點上課?！贝蠹也唤馄湟狻Ｔ瓉?，下星期三正是五月十五，他要在皎潔的月光下講《月賦》。當日晚間，月上中天，學生們在校園里圍成一圈，而他就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辟，情景交融，儼然一副魏晉名士風度。此情此境，令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劉文典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他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普度眾生的菩薩心腸?！?/p>

劉文典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向來看不起搞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沈從文要提升教授時，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要是教授，我豈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嗎？”他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劉文典自稱“太上教授”，給人的感覺不夠謙虛。但他學識淵博，學貫中西，通曉英、德、日多國文字，是國內著名學者之一，又讓人不得不佩服。陳寅恪稱其為“教授之教授”，“大師之大師”。

“莊子”自詡，“紅樓”擊節(jié)

劉文典長期潛心研究《莊子》。1939年，他推出10卷本的《莊子補正》，引起學術界的轟動，陳寅恪為之作序，推崇備至地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至慎矣……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以陳寅恪當時泰山北斗的地位，這樣的評價已經相當了得。對此，劉文典頗感自得。他曾在公開場合毫不掩飾地宣稱：“古今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就是我劉某人……”

除了《莊子》，劉文典講《紅樓夢》也堪稱一絕。有一次，吳宓要講《紅樓夢》，劉文典知道后，也就近找了個教室，和吳宓對著講《紅樓夢》，公然唱起了對臺戲。劉文典身著長衫，緩步走上講臺；一個女生站在桌邊，用熱水瓶為他斟茶。他從容地飲盡一盞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庇谑撬闷鸸P，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4個大字。他對于“蓼汀花滁”的解釋是：“元春省親游大觀園時，看到一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屬意寶釵了……”

這次講座原定在一間小教室里開講，后來因為聽課的人實在太多，不得不改為大教室，結果還是不夠坐，只好改在聯(lián)大教室區(qū)的廣場上，學生席地而坐，洗耳恭聽。在聽講座的人群里，除了百十號學生外，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當年清華國學院的主任吳宓，他坐在最后一排。劉文典每講到得意處，便抬頭向后排張望，然后問道：“雨僧（吳宓的字）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暗笑不已。后來，吳宓在日記中寫道：“聽典講《紅樓夢》并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笨梢?，吳宓不得不佩服劉文典的講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