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張國燾對瞿秋白的批評來得非常猛烈。在中共黨內(nèi)，論資歷，應該說張國燾比瞿秋白老。但是瞿秋白在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支持下后來居上，特別是八七會議以后成了黨中央的總負責人。與此同時，張國燾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經(jīng)過南昌起義的挫折，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并逐步成為被瞿秋白中央冷落、排斥的對象。當初他受羅米納茲和瞿秋白的派遣，極不情愿地到南昌傳達共產(chǎn)國際關于南昌起義的電文，結果同具體領導起義的同志發(fā)生了矛盾。南昌起義在廣東潮、汕地區(qū)失敗后，張國燾于10月中旬返回上海，之后在此度過了近8個月的地下生活，不僅遭受處分，而且沒有被中央安排做什么具體工作，直到1928年4月被中央指派到哈爾濱負責接應過境的六大代表，然后自己到莫斯科參加大會。在上海的一段時日，張國燾過得苦悶難耐，度日如年，其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對瞿秋白早就是一肚子意見和不滿，對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做法以及八七會議后中央的大政方針也是牢騷滿腹。現(xiàn)在在莫斯科召開六大，有時間和條件討論問題，而瞿秋白倡導的民主作風，布哈林主持召開的“政治談話會”等，終于為張國燾提供了一個公開發(fā)泄自己內(nèi)心不滿的機會和場合。在莫斯科郊外的六大會場，張國燾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攻擊和指責瞿秋白的機會。就連6月20日瞿秋白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期間，張國燾也多次從座位上打斷瞿秋白的話，提出不同意見，或批評瞿秋白的說法。在報告的結尾處聽到瞿秋白說“關于過去的事，或者說國燾是對的，秋白對的，獨秀對的，這些問題討論起來是有意義的，但不能同我們目前任務作相比”時，張國燾按捺不住心頭的火氣說：“你一個人講了九個鐘頭，七七八八講了一大批?！?/p>

除了張國燾外，羅亦農(nóng)、王若飛等也對瞿秋白提出了批評。

此外，來自共產(chǎn)國際領導人的批評也很嚴厲。由于張國燾對瞿秋白的批評，而瞿秋白對張國燾的錯誤也沒有表示沉默，對來自張國燾的批評也總是予以回擊，因此兩人經(jīng)常爭論不休，有時達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兩個中央領導人互相攻擊，對其他代表的情緒產(chǎn)生了不良影響。于是瞿秋白又招來了布哈林和米夫對他的嚴厲批評，再加上各地的與會代表對盲動錯誤的批評也都集中到瞿秋白的頭上。這就很自然地使大會的主角瞿秋白變成了大會的主要挨批者。因此也影響到共產(chǎn)國際對他的支持，使在六大上唱主角的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并沒有被大會當選為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