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十天大會”，是中山大學黨支部局于1929年6月暑假前夕組織召開的一次工作總結會議。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曾經(jīng)敘述了這次會議召開的背景：

“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政治斗爭中產(chǎn)生和成長起來的。雖然他們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條路線聯(lián)盟進行了激烈的搏斗，但聯(lián)盟分子人數(shù)大大超過他們。盡管如此，他們在1929年夏初還是要求同第二條路線聯(lián)盟攤牌。按照他們的‘爭取速勝’戰(zhàn)略，他們向黨支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并全部得到采納。他們建議召開中山大學黨員大會，來對有關問題深入辯論。他們還提議請中山大學所在地的蘇共區(qū)委書記芬可夫斯基給大會講話。他們并進一步提議共產(chǎn)國際的中共代表出席大會，從而把他們置于公開批判之下，以此來制止他們的幕后活動。這就是‘把他們拉出來打’的策略。”

按照蘇聯(lián)當時的管理體制，高等學校的黨組織也要接受所在地黨組織的領導。所以，大會召開后，首先由區(qū)委書記芬可夫斯基講話，博古和楊尚昆現(xiàn)場翻譯。芬可夫斯基在講話中公開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線，對反對支部局的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由于芬可夫斯基的講話不符合中山大學的實際情況，明顯袒護教條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數(shù)學生的反對，甚至有學生跳到臺上，打斷了芬可夫斯基的講話，會場一度出現(xiàn)了混亂。

不過，雖然在“十天大會”上擁護支部局的是少數(shù)，王明教條宗派在同學中間也比較孤立。但是，由于他們有學校領導的支持，有聯(lián)共中央和共產(chǎn)國際為靠山，參加大會的又有幾百人（一說近500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決議“只有二十八個人舉手擁護”的說法難以成立。

而且，所有當事人的回憶都說王明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首領，我們所見到的各種不同版本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單也都把陳紹禹的名字排在前面。如果“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果真來自于“十天大會”表決支部局的提案時有二十八個人舉手擁護，那么，王明當然是舉手擁護的二十八個人中的一員?？墒牵笆齑髸笔?929年6月召開的，而王明于1929年3月就已經(jīng)由蘇聯(lián)回國，他根本就沒有參加“十天大會”。

第二種說法中，認為是“托派”或者是 “當時反對黨的路線的人”給起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顯然是對托派分子分裂黨的錯誤行為與中山大學的多數(shù)學生反對王明教條宗派的正義行為的混淆。但是，這種說法中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稱謂的出現(xiàn)，不是在“十天大會”的某次表決時有二十八個人擁護支部局的決議，就把這些人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而是當時反對支部局的人對他們這些人的諷刺稱謂，是逐漸出現(xiàn)的，則是比較可信的。

1928年來到中山大學的吳玉章，曾在1943年寫了《吳玉章略傳》。他在這篇自傳中比較詳細地記述了“十天大會”的情況，并提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反對支部局的人在墻報上提出來的，是對支部局一些人的諷刺。

《吳玉章略傳》中關于“十天大會”的敘述時間較早，內(nèi)容豐富，其中關于“十天大會”召開的時間等史實描述已被證明準確。大量的回憶材料也可證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謂在“十天大會”之前并未流傳，確實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出現(xiàn)的。因此，我們認為，吳玉章的觀點是可信的。

為什么將王明教條宗派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如前所述，雖然王明于1929年3月回國，但正如楊尚昆所言，“這條線還在”。因此，在王明離開中山大學以后仍把中山大學內(nèi)的教條宗派稱為“王明教條宗派”，是必要和恰當?shù)?。但是，在“十天大會”上，為什么反對王明教條宗派的同學要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稱來稱謂這個教條宗派呢？

我們認為，袁孟超所說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個半是諷刺，類似于中國的四大金剛等”，還是可以說得通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把“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稱為“二十八宿”，與袁孟超的說法不謀而合。當時參加了王明教條宗派活動的人，多數(shù)都在支部局、團組織、學生公社或者學校中擔任一定的職務，有一定的影響。這些人當時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所以，用中國傳說中象征著具有一定權勢和地位的“二十八宿”來稱謂，還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