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28年，王明不但成了中山大學的“無冠之王”，在理論上也開始崛起。1928年5月16日，王明為《武裝暴動》這本小冊子寫了一篇長達萬字的序言，表達了王明后來一貫堅持的以城市工人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城市中心論”思想。這篇序言發(fā)表在1929年4月1日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6期上。

王明在序言中首先說明：“序言的內容是想向讀者說明下列兩點的：（一）小冊子中未曾充分說明的與暴動問題有關聯(lián)的問題；（二）與中國革命現(xiàn)在階段的暴力問題有聯(lián)系的問題?！?/p>

在第一點中，王明首先講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然后講述了總罷工和武裝暴動的關系。他說：“總罷工的爆發(fā)，只有在工人階級戰(zhàn)斗情緒最高之時才有可能，所以總罷工是革命潮流高漲的具體表現(xiàn)；總罷工是動員工人群眾到街上去的最靈活的動力，所以，總罷工是調動群眾作戰(zhàn)的動員命令；總罷工是工人階級和平斗爭的最高形式，所以總罷工是武裝暴動的直接前提。總罷工能破壞敵人，恐嚇敵人，沮喪敵人的意志，妨害敵人的力量，所以總罷工是武裝暴動的序幕，是武裝暴動勝利的保障。”

序言的第二點講了五個問題：1.關于武裝暴動本身的問題；2.關于游擊戰(zhàn)爭問題；3.論土匪；4.在軍隊中的工作；5.關于黨員軍事化、武裝工農建設紅軍的問題。這部分是序言的重點，但表述的是共產國際執(zhí)委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中的觀點。看過王明文章的讀者都清楚，先引用共產國際決議或馬、恩、列、斯的言論，然后再闡釋這些經(jīng)典是王明文章的一大特點。如果要追究中國文壇至今仍盛行的“引文風”，王明倒是可以占先。在這篇序言中，王明主要闡述了以下兩個問題：

（一）黨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xiàn)群眾的武裝暴動。

王明是這樣敘述黨在目前的主要任務的：“‘黨應準備應付新的廣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漲；黨對這新高漲的革命浪潮必須的任務，便是組織、實現(xiàn)群眾的武裝暴動……’，這是1928年共產國際執(zhí)委第九次擴大會議對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上特別指明的。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xiàn)群眾的武裝暴動?！驗楦锩娜蝿眨挥杏梦溲b暴動和推翻現(xiàn)存政權的方法才能解決’（同上決議）。”

為了實現(xiàn)這一主要任務，王明提出必須糾正下列三種“錯誤傾向”：

1．“原則上反對暴動的傾向”。“在目前狀況之下，不僅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如‘民主社會黨’或所謂‘中華革命黨’……等）的領袖們的頭腦里充滿了這種傾向，也不僅一部分落后的農民和不覺悟的工人的心房里蕩漾著這種思想，就是在我們共產黨員的隊伍中有很少數(shù)的分子也不免沾染了這種毒素。”“堅決的反對這種傾向是暴動的指導者，真正同情暴動者及每一個革命戰(zhàn)士的基本任務！”

2．“兒戲暴動的傾向”。“一部分在農民區(qū)作指導工作的同志，迷戀著零碎的必遭失敗的游擊戰(zhàn)爭，而不注意把運動準備擴大到廣大的范圍（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這種兒戲暴動傾向的來源有兩方面：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同志毫無忍耐的革命情緒，另一方面由于他們對于客觀環(huán)境的估計不正確，他們以為可以繼續(xù)暴動到很久的歲月。”

3．“過于重視軍事行動和不相信群眾力量的傾向”。

（二）游擊戰(zhàn)爭要服從于城市武裝暴動。

共產國際執(zhí)委第九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決議上有一條說：“黨在指導各地農民自發(fā)的游擊斗爭時，應注意到：只有使這些斗爭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聯(lián)結的條件之下，才能使這些單獨的暴動變?yōu)榭偙﹦拥某霭l(fā)點。此處黨應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務，在準備使城市與鄉(xiāng)村或鄰近各省共同聯(lián)絡出動，并在一廣大范圍中組織與準備這種動作。因此，便須與過于重視散漫不相聯(lián)絡的必致失敗之游擊爭斗的傾向奮斗（這種危險以見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我們應當把這種斗爭與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聯(lián)貫起來?！?/p>

對于王明在序言中表述的觀點已經(jīng)不必再加評論。因為序言中無論正確的觀點還是錯誤的認識，都是共產國際執(zhí)委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中已經(jīng)表述的意見。讀者們倒是可以從王明的論述中看出，這位“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確實是“百分之百的”宣傳共產國際的決議，確實是把共產國際決議作為絕對準則，這是我們這位傳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一貫表現(xiàn)的特點。

1928年，王明理論上的興趣似乎主要集中在武裝暴動問題上。繼為《武裝暴動》寫了長篇序言后，11月 17日下午5時，王明又完稿了一本四萬多字的小冊子：《廣東暴動紀實》。

這本小冊子分引言、暴動前的中國和廣東、暴動經(jīng)過、暴動后的白色恐怖與革命影響、結論五個部分。

在引言部分，王明開篇就用一段優(yōu)美的文字極富鼓動性地對廣州起義進行了贊揚：“在共產黨宣言公布的七十九年后，在‘巴黎公社’斗爭的五十六年末，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同聲慶?！赂锩苣昙o念的歡欣鼓舞中，在以老大落后著名的中國的領土內，在帝國主義、買辦、地主、資產階級的老巢，同時又是民族革命及工農運動的策源地的廣州城里，于1927年12月11日上午3時30分爆發(fā)了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為創(chuàng)造蘇維埃政權的工農兵聯(lián)合大暴動！這一暴動公開的告訴全世界人們：共產主義這個‘怪物’已經(jīng)不僅是在歐洲徘徊著，他已吞噬了落后的遠東大陸；奪取政權這種‘藝術’，已經(jīng)不僅是巴黎工人具有決心去進行的事業(yè)，他已成為了‘文化落后’、‘還不夠管理國家的程度的民族’的‘伙計’、‘苦力’們的直接行動；蘇維埃這面旗幟已經(jīng)不僅飄揚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的舊俄領土上，他已變成了幾千萬中國勞苦群眾解放斗爭的紅色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