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2日，中國社會黨天津支部經(jīng)過一番波折后正式召開成立大會，李大釗被推舉為支部干事。然而，由于內(nèi)務(wù)部遲遲不發(fā)批文，警察廳屢加干涉，支部工作一直無法開展。陳翼龍為此數(shù)次向內(nèi)務(wù)部提出呈文，以“人道”、“公理”、“民權(quán)”、“法律”為武器質(zhì)問當局，但毫無效果。

不僅如此，半年之后，陳翼龍因與國民黨人聯(lián)系，準備在北京發(fā)動反袁活動，被京師警察所偵緝隊逮捕，于8月6日殺害于北京。次日，中國社會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

此時李大釗正在北京。

原來，一個月前，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已經(jīng)舉行了首屆?？粕漠厴I(yè)典禮。李大釗和同年級的其他一百數(shù)十名同學結(jié)束6年的學習，離開法政學校。

同學之中有的到政府中謀職，有的進入北洋軍官的營幕。李大釗既不想為官，也不想從軍。有幾個同學邀他到北京辦《法言報》，他答應(yīng)了，于是來到北京。

李大釗在北京期間，正是袁世凱政府準備以武力鎮(zhèn)壓南方國民黨人的革命勢力，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則因查到宋教仁被刺案與袁的親信、國務(wù)總理趙秉鈞有牽連的證據(jù)，認清了袁世凱假行共和、真行專制的面目，醞釀發(fā)動“二次革命”之時。6月9日，袁世凱罷免江西都督李烈鈞的職務(wù)；14日，撤銷胡漢民廣東都督的職務(wù)，任命胡為西藏宣撫使。面對袁世凱的步步緊逼，革命黨人倉促應(yīng)付，7月13日，李烈鈞在湖口宣布獨立，首先舉起反袁旗幟。

也許由于長達6年的緊張學習結(jié)束后出現(xiàn)的一時間無所適從的心理，抑或是因為加入中國社會黨，擔任天津支部干事幾個月來，工作一直沒有開展起來。而社會黨又被宣布非法，強行解散。總之，李大釗在北京期間，產(chǎn)生了羨慕“一種適于出世思想的凈土社會生活”的心理。

這是一種對于真善美的向往和對假惡丑的厭惡情感的流露，是光明的美好的理想和黑暗的丑惡的現(xiàn)實生活感受之間的激烈沖突在李大釗思想上的反映。

李大釗從小生活在海邊農(nóng)村，喜愛大自然的恬靜和優(yōu)美。

他非常愛山，每到高山峻嶺之地，常常流連忘返，尤其對小時候在家鄉(xiāng)每當晴朗的早晨或傍晚向北眺望依稀可見的碣石山更為神往。他和同學一道游覽過碣石山的西五峰，那“奇花異卉，鋪地參天”，“層層碧葉，青透重霄”的景色有如世外桃源、人間奇境，同都城鬧市的喧囂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喜愛山中的幽靜，以至產(chǎn)生過“安得黃金三百萬，買盡香山凈土，為朋輩招隱之所”的奇想。

少年時長期的傳統(tǒng)式以道德理想為核心內(nèi)容的教育奠定了李大釗追求善良的思想基礎(chǔ)，而這種教育和單純的學生經(jīng)歷又鑄就了他追求真實的價值取向。

善良與真實的本質(zhì)要求是明辨是非。時代給予他的價值尺度使他認識到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是“是非顛淆”的社會，因為在封建政治制度下，“豪強霸世，扼抑真機，元惡首虐，僭據(jù)崇位”，“口誹腹謗，誅夷立至”。正直人懾于威權(quán)，不敢說真話。國家與社會的法律和道德原則遂為“曲學”者所創(chuàng)，“人心道術(shù)，為所柔敝”，有誰敢發(fā)本于良知，出自天性的正直之言，政治上的壓迫和道德上的打擊立將致其于死地。

李大釗向往共和民主，是因為共和民主將推倒“豪強”、“元惡”，實現(xiàn)平等，鏟除社會是非不清的根源。誰知民國肇興，政黨林立，言論自由反而成為黨派營私阿世、黨同伐異的工具。以至于“言論龐而是非亂，言論偽而是非湮，是非由亂而湮，人心世道之真，遂以全失……真理大義，暗而不明，郁而不彰”，其結(jié)果是國禍民哀，“蒼生水火，膏血橫流”。

李大釗對此極度失望和憂慮。

小時候在祖父為村里華嚴寺籌辦的香火田頭無數(shù)次看到刻著父親筆跡的石碑，可能朦朧地為李大釗留下了最初對佛的印象。這使他長大后在廣泛涉獵知識過程中不能不有意無意地受到一些讀物中帶有的佛家意識或語言的影響。因此，和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等近代不少有名的學者一樣，李大釗的思想中也滲入了一些佛家觀念。

佛家用因緣和合的觀點來解釋世界萬事萬物的產(chǎn)生，認為事物的表象是一種虛相、“幻有”、“色空”。同時用“苦”概括人生的境遇；以悟道成佛作為人生的理想追求。

李大釗在談及“世界觀”時說到“吾人幻身于茲，假現(xiàn)世界，形軀雖間物我，精神則源于一”。意思是說，人好像一種“幻有”，借助現(xiàn)在的世界存在(或說虛假地存在于世界之上)，從軀體上雖然同他人或物區(qū)別開，在精神上卻有同一淵源。

在談及人生時，他說到：“人之生也，一切苦惱，環(huán)集厥躬，匆匆百年，黃粱夢冷，無強弱，無智愚，無貧富，無貴賤，無男女，生老病死，苦海沉淪，必至末日，懺悔始有解脫之期?！币馑际侨嗽谝簧斜豢鄲腊鼑?，即使壽至百年，也不過是匆匆而過，如同一場黃粱夢，無論誰都有生老病死之苦，一定要到死亡來臨之時，才會覺悟懺悔。

然而，李大釗借助佛教的“幻有”觀念也只是在某種意義上用來形容一下人存在于世界的形式，并不意味認同佛教的“色空”觀。他認為在虛假的世界后面還有一個真實的世界在，故爾，“愁思郁結(jié)，哀感萬端，悄然有厭倦濁世之思”的文章可以流露出“真實世界之光影”。

他認同佛教的人生苦難觀，并不贊同“悟空”(即認識到一切都是空的)而求解脫的方式。他曾奉勸過那些對世道人心厭倦絕望，期以自殺求得解脫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些“歸隱林泉”的人，與其“求之荒渺，探之幽玄”，不如正視現(xiàn)實，“建天堂天國于人世，化荊棘為坦途，救人救世且以自救”。

實際上，這正是他自己懷悲世之心積極入世態(tài)度的表白。他游覽五峰山時，對山中昌黎祠內(nèi)樹立配像、牌位，加以紀念的明末4位地方官作這樣的評論：“吾以為數(shù)子者，或握兵符，或膺疆寄，或職親民，果于戎馬倥傯之際，臥薪嘗膽之秋，尚忍荒嬉林泉，流連風景，則明之亡，庸豈無故，而數(shù)子者，又烏容辭荒職誤國之咎。”這種對他人批評實際是對自己的勉勵。

他呼吁時賢在“民德淪喪，天理人紀，蕩然無存，憤世者已極厭世之懷”之時，奮起“大聲疾呼，以喚醒眾生于罪惡迷夢之中”。